5月30日国际调解院(IOMe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于香港经由创始会员国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正式成立；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近6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约20个国际组织派遣代表出席该《公约》签署仪式。
该组织总部所在地将设于香港湾仔警署办公室旧址，设立国际调解院系由北京所倡议，该组织能够顺利筹备成立，在相当程度上显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念调整重要里程碑。从2022年中国大陆与印尼、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吉布提等立场相近国家，共同发布《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随后在2023年2月16日于香港设置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直至最后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整个筹备过程经过多次谈判，最后在2024年10月17日于香港第五回合谈判时，达成对该《公约》最终共识，因此方能顺利推动最后筹备作业与《公约》签署作业。
由于该《公约》显然系有意与由西方国家所主导国际法审议仲裁机制分庭抗礼、互别苗头，同时北京与各参与创始国亦从不讳言，希望未来能够让国际调解院地位等同设立于海牙之联合国国际法院及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同时其运作与判决权威亦能与前者并驾齐驱。
国际社会另行设置国际仲裁与调解机制，此举显然会影响由西方国家所宰制掌控之国际秩序与规范，但该国际组织宗旨又是符合落实联合国宪章条款，透过调解方式解决争端，欧美列强对此充满忌惮，因此在新闻媒体报导处理上，刻意淡化并对其发展过程视而不见，充分显露出对此项由北京所倡议国际司法体制，虽感芒刺在背但却又无可奈何之抵制立场。而台湾社会媒体取向深受西方影响，对此低调应对，完全不令人意外。
依据该组织基本规章，该组织将可望处理三种不同类型国际纷争，其中包括国家之间纷争课题，国家与他国国民争议以及跨国私人商业争议事项。由于该组织总部设置于香港，因此此举可拉抬香港国际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由于北京在成立过程扮演积极主导地位，香港特区政府又全力配合，其实亦因此显现出北京充分掌控香港政治脉动与情势发展。
吾人必须理解，假若由西方强权以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另立门户所设置国际仲裁与调解机制，能够积极发挥功能，透过达成调解国际纷争实际绩效，证明国际社会第三世界或是南方国家，能够摆脱西方国家介入干预甚至出面调停，透过不受西方主导机制自行解决纷争，此将严重弱化西方强权针对国际规范发言地位。
为何北京能够获得机会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建构出有可能威胁与挑战向来是由西方所主导之国际仲裁与调解机制？其实不尽然是因为中国大陆本身综合国力崛起所致，诚然强大政经实力确实是有助于北京获得领导地位，但更重要因素是在于西方国家面对国际纷争无力主导情势发展，本身又陷入各项争议无法脱身，因此在国际社会难以维系整体威信，相对上亦影响相关国际仲裁与调解机制进行司法裁判公信力。
国际调解院是否能够成为有效国际仲裁与调解机制，最重要关键因素是在于争议当事者，不论其为国家、企业、组织或是个人，愿意运用国际调解院作为解决争端相互协商对话平台。在各个不同国际争议调解与仲裁机制所形成市场竞争架构下，能否找到其发挥功能展现影响力一席之地？
其实国际调解院能否获得与海牙国际法院与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相同权威性与发言地位，应该会符合社会学所强调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假若能够获得实际调解绩效，才能够建立威望与声誉，从而自然弱化其他国际仲裁与调解机制影响力。但未来发展前景能否如此，就看其是否能够取信于国际社会，让其有机会承担积极职能，在国际舞台成为引人关注要角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