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引发巨大争议，不少台湾小红书用户表示反对，指使用该平台是看美妆、旅游、生活或女性主义等非政治类内容，未来恐怕要“翻墙”，在野党也质疑当局以打诈为名“筑起网络长城”。

有学者对BBC中文分析，由于小红书等中资应用程式目前在没有“落地台湾”，这次限令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亦有专家点出，此事触及到两岸“法律管辖权”的敏感议题。

小红书涉诈金额有多少？

台湾内政部警政署12月4日召开记者会，以“诈骗攀升”及“资安检测不合规且无回复改善要求”为由，即日起针对小红书，发出限制令，暂定为期一年。

内政部警政署指，针对资安检测不合格及涉入诈案数量攀升，台湾政府在今年10月14日发函要求改善，但小红书母公司在20日之内期限内未有任何回复。

内政部依《诈欺犯罪危害防制条例》第42条“诈欺犯罪防制紧急事件”规定，对小红书应用程式发出“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的行政处分，启动相关技术屏蔽小红书。至截稿前，小红书未有公开回应事件。

据台湾警政署统计，小红书在台涉诈去年有950件、总财损为新台币1亿3290万余元（约美元424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今年1至11月有756件、总财损达新台币1亿1477万余元（约美元367万元；人民币2600万元）。

两年合计共1706件诈骗案，造成近新台币2.5亿元（约美元800万元、人民币5600万元）财产损失，涉诈手法包含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假交友、色情应召诈财等。

警政署公开数据则显示，台湾今年11月平均每日的诈骗财损为近2亿。换言之，小红书2024及2025年的两年诈骗财损总额，仅相当于台湾每一日的总额。

根据台湾数位发展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Facebook录得最多诈骗案

台湾数位发展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也显示，Facebook仍是诈骗媒介的最大宗，该平台过去30天共有51,468件；Threads列居第二（10,232件）；Instagram列居第三（6,862件）。小红书的两年1706件，远远不及Facebook一个月的案件数量。

针对为何美国、日本企业旗下平台诈骗案件数量远超小红书却未遭限制，台湾“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表示，Facebook、Google、LINE、TikTok等其他跨国平台，皆已配合台湾法令设置“在台法律代表人”，而小红书却没有，因此执法单位无法调阅资料、协助民众追查犯罪成员，“严重侵害中华民国的数位主权”。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周冠汝表示，台湾政府“以诈防条例”停止解析小红书，虽在法律依据上无问题，但当局没有具体交代小红书的违法全貌、与小红书沟通的情形等，因此难以判断全网封禁“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硕表示，他过去都反对以“认知作战”为由封锁中国应用程式，但如今当局以诈骗案件已有“具体事证”，仅依法行政要求小红书配合打诈调查，属实合理，“基本上已符合法律要件的话，政府就是去执法”。

淡江大学兼任教授、政治评论员方恩格（Ross Feingold）则告诉BBC中文，此次限令虽确有法律依据，但若要以资安理由落实封锁，台湾政府还需更多沟通说服，“否则许多人都会认为这不是资安问题，而是政治动作，是因为两岸问题”。

是否打意识形态？

小红书自2013年在上海成立，被称为“中国版改良的Instagram”，以女性用户居多。

目前台湾有300万小红书活跃用户，约每十人就有一人使用。据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台湾国高中生有85%使用Instagram，82%用Facebook，小红书则为29%。

禁令出台后，有人在社交媒体Threads上表达支持，指“有疑虑的东西不要用，何况是敌国”、“细腻版的统战”。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小红书主要是看美妆、穿搭、旅游、追星等非政治类内容，指该平台的氛围比较“女性友好”，“没有乌烟瘴气的口水，也不用被男凝（male gaze）骚扰”，甚至是在小红书获得“女性主义的启蒙”。

有网友询问“有没有VPN推荐”可以翻墙继续使用小红书，也有人质疑禁令是否“违宪”，并称“真正的风险不是‘禁小红书’，而是‘我们默默接受了政府可以开始管制我们的资讯入口’。只要接受了第一个，之后要禁什么就变得非常容易”。

除了用户本身，小红书禁令遭在野党批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文表示，小红书在众多社交媒体中是公认最无涉政治，民进党政府假借打诈构筑网络长城，以国安为由箝制台湾引以为傲的网络自由，“从封杀中天、到现在封禁小红书，民进党终究活成了自己过去最讨厌的样子”。

民众党表示，按照政府的逻辑，交友软体Tinder一样没在台落地且有高达790件诈骗案，质疑内政部是否也要同时禁止相关平台，“民进党是真的有心打诈？还是只会打意识形态？”。

总统府发言人则表示，尊重内政部的决策。民进党立委沈伯洋也发帖支持禁令，表示台湾必须守护好整个数位边界，包括资安、诈欺、儿少隐私和“资讯的操作”，“我建议可以有更多行政措施，也要继续跟社交媒体攻防”。

台湾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就强调，封锁小红书的处置乃针对诈骗、假信息等问题，“这个不是与两岸有关的”。

此前，中国的《观察者网》曾引述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民进党的借口是“资安”，暴露的是他们内心的“不安”，“他们害怕台湾民众透过各种方式了解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害怕自己费尽心机构建的‘资讯茧房’被打破，害怕两岸同胞借由资讯互通增进了解、走近走亲”。

资安疑虑

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兆年分析，社交媒体上诈骗及假信息猖獗，政府一般的管理方式是要求跨境平台业者“落地台湾”，并纳入台湾法律管制，当局也可依法要求业者配合假信息及诈骗相关调查。

然而，目前小红书并无落地台湾，也不受台湾法律管辖。黄兆年认为，政府颁布一年的限令已是在现有的政策工具之中“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算是“相对有所节制”的管制措施。

针对资安问题，黄兆年也强调，台湾政府在颁布限令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充分做足社会沟通，尤其提升民众对于中国体制特殊性的识读，例如中国平台需要遵循当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协助政府做内容审查、必要时提供用户资讯等。

“这是中资业者不得不配合去做的事，与本土或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APP有本质上的不同。”

此前，台湾国家安全局针对中国应用程式的资安检测，共计15项的检测，包括搜集位置、搜集通讯录、搜集剪贴簿、搜集截图、读取装置上储存空间、过度填写个资、过度要求权限、强迫同意不合理隐私条款、未充分保障个资权利、未启动时上传非必要个资、迳向第三方软体开发套件（SDK）共享个资、封包有无导向中国境内位置、搜集程式清单、搜集设备参数、搜集脸部资讯。

中央社引述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指，小红书在上述15项检测“全数不合格”，而其他中国应用程式抖音、微博、微信及百度云盘，也普遍有搜集敏感性资讯和数据回传等六大资安风险。

报道引述数发部常务次长叶宁强调，若应用程式的营运环境在中国，中国政府可依法要求企业将用户资料提供给国安、公安及情报工作部门，因此台湾用户的个资，可能被中国特定单位搜集及运用，带来隐私与安全高度风险。

台湾数位发展部2022年已将小红书、抖音及TikTok（国际版）列为“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公部门相关设备禁止下载使用，惟私人的设备不在此限。今年7月，内政部再下令所属人员彻底卸载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及百度云盘，理由是这些中国应用程式会搜集手机所在位置、抓取截图及录影等资料，造成国安危害。

司法管辖权

这次事件也触及到更敏感的“司法管辖权”问题。

台湾政府曾在10月14日透过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向小红书母公司中国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发出的改善要求。海基会是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成立的机构，在涉及公权力的事项中，受台湾政府所委托及授权直接与中国大陆就进行联系与协商。

小红书对台湾当局的要求“已读不回”，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提到，中国公部门多次开罚小红书应用程式，美国德州则直接禁用，可见小红书“刻意回避中华民国法律管辖”。

学者曾怡硕表示，其他平台都有配合，小红书不愿配合“很奇怪”，“背后北京有什么考虑？是不是要用这个来做法律战？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台湾民主实验室 （Doublethink Lab） 执行长吴铭轩也告诉BBC中文，当前诈骗案件多以“跨境协作”方式进行，绝大多数平台都有配合台湾司法单位协助调查，像小红书这样已读不回非常罕见。

“这某种程度也表示，小红书并没有想要积极的对使用者被诈骗，负起一部分的责任来协助追查。”

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则在《东森新闻》发布专栏指出，禁用小红书的争议曝露了台湾数位治理制度的缺口，问题症结不在于哪个平台诈骗多，而是“诈骗是否能够被侦办”。

“小红书在台湾既无资料窗口，也无法律义务配合调查，而背后的资料处理又完全不受台湾监督。对执法与个资保护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治理’的困境。”

罗世宏表示，台湾政府当前仅靠着跨境平台业者的“善意配合”，实质上缺乏类似于欧洲《数位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的机制，目前当局以行政处分来封禁小红书，虽可立即阻断风险，却无法作为长期治理的适当策略，“民主社会依靠的是制度，而非临时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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