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地评论文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其肖像印在最高面值日元纸币上，正是因为他对日本从封建向现代转型的深远影响。他强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遵循清晰的顺序：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其次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才是器物的现代化。这一顺序绝不可颠倒；若颠倒，看似捷径，实则死胡同。他还尖锐指出：“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无法强盛。”这些警句虽诞生于19世纪，却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格外刺耳，犹如一面无情的镜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器物现代化上成就斐然：高铁、5G、数字经济、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这些“硬实力”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按照福泽谕吉的逻辑，器物繁荣若无思想解放与制度活力为根基，终究是沙上楼阁。当今中国恰恰在思想现代化层面最显滞后与禁锢。根据人权观察《2026世界人权报告》，中国当局有计划地剥夺言论、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权，持续紧缩意识形态控制，对批评政府人士实施系统性迫害。审查与监控机制空前严密，模糊罪名如“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成为常态工具。
2025年，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因拍摄相关影片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半；台湾出版人富察（李延贺）因出版敏感书籍被控“煽动分裂国家”获刑三年；维权人士、作家、律师、网络评论者屡遭重判。中国仍是全球关押记者和异议人士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对思想与表达的全面钳制，直接扼杀知识分子与公众的独立思考空间。没有自由的思想碰撞，何来真正的创新活力？制度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虽被反复强调，却因缺乏思想解放的土壤，容易陷入形式主义、低效与脱离现实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