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红书上诸多家人们一样，旅行作家刘子超也是一位“长期主义穿搭”爱好者。
他甚至为此打磨出了一个出行公式：无论冬夏，4件上装，4件下装，排列组合，你就可以拥有16套灵活就业人员ootd，和灵活拎包上路的自在心情。
时钟拨到2022年11月，距离他的上一部作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出版刚过2年，对于“何时能放开”，每个人的心里都还没数。刘子超决定先动起来。他先搭飞机到巴黎，打算向南取道西班牙，经直布罗陀进入北非，随后也许是西非。如果不出意外，这将会是一个暖冬。
果然还是出了意外。人到了巴黎，行李被航空公司忘在了北京。事后分析，多半是限制太久，连机场工作人员也忘记了国际托运该怎么操作——一种重新连接与流动的后坐力。下一班飞欧洲的航次会在三四天后落地阿姆斯特丹。不久前荷兰刚切换冬令时，就快下雪了。
就像一个小小隐喻，计划从落地的那一刻就被改变了，个人意志拗不过的东西太多，索性就地改变方向，做些计划与准备，一块叫“巴尔干”的土地就这么显化在坐标系上。不久前它还叫南斯拉夫，再早些叫鲁米利亚，它曾属于阿拉伯人、罗马人和土耳其人，而自从“民族”作为一种看待和理解世界的视角降临后，那里像水银珠子似的碎裂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科索沃等新的名字。这里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族杂居，曾位于一战、二战、种族屠杀、冷战、围城战与国家解体的中心，如今在我们的叙事中，它最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欧洲火药桶”。
又两年后的11月，我在干燥晴冷的北京再度见到刘子超。带着这趟旅程写就的新书《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他从一件长期主义行李在长期不出国后被遗落的插曲讲起，话题掠过李子白兰地和土耳其咖啡，在塞尔维亚和年轻男女们蹦迪，许多人失业或干数份兼职；听科索沃青年的音乐梦，他的表妹在内战中被当街射杀，如今他在房产中介公司做销售；与北马其顿的年轻牙医聊她的“社畜”日常，夹在职场不平与情场失意中，族群间的龃龉像颗幼时就坏掉的龋齿。
我问刘子超，在全世界年轻人日子都不大好过的此刻，巴尔干的年轻人过得怎么样？
他说，活在当下。毕竟这里是巴尔干。
“你们又不是生活在波黑，
为什么要躺平？”
语言是跟着思想走的，恰如“打工”在多年后再度回归我们的日常词库，而“晃膀子”也升级焕新为“citywalk”那样。
在生活闲散的澳洲，人们爱把“Watch the World Go By”（看着世界流逝）挂在嘴边，你几乎可以立刻赋予这句话一个画面：烈日，农场，笔直公路，成群牛羊，穿着汗衫大裤衩子正喝着啤酒的人，时间流逝与你两不相侵。而在巴尔干半岛，人们用波斯尼亚语脏话互相诅咒：“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意思是起火了和爆炸了。据说，这是由于在30年前的波黑战争期间，CNN曾大量报道当地起火和爆炸的画面。
莫斯塔尔分界线上的废弃建筑，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在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长期对峙与分裂的小城莫斯塔尔，人们拥有两支消防队、两套邮政系统、两个垃圾回收厂、两家热门夜总会与两本历史书。波什尼亚克族向导埃斯梅尔的父亲在战争中被俘，并被关押在距离莫斯塔尔不远处的集中营里。一百四十五天的集中营生活让这位军人变了样。创伤再也未能痊愈，如今老人每天要抽三包烟，并固执地拒绝服用任何改善自身慢性病的药物。而在克族向导达米尔的记忆里，战争爆发前两天正好是他七岁生日，母亲给他准备了一个满是水果的大蛋糕，村里不少房屋在战时成了废墟，但达米尔家的房子幸存了下来，“战争记忆就是个体化的、私人化的。”
碎片化的个体记忆外，却总有更冷硬的统摄调。南斯拉夫于1992年走向解体，动荡催生贫困，贫穷为一切打上死结。工作岗位少，有了工作后工资少，没工作的话挣钱的机会也少，这是大多数本地青年面临的现状。而他们选择回应的方式多少带点巴尔干特有的支棱：蹦迪。
夜生活甚至成了巴尔干族群间鲜少愿意达成的某项共识。在克罗地亚时，一位朋友告诉刘子超，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拥有整个巴尔干地区最棒的夜生活。如果在两个里面再选出一个，哪怕两国间关系再紧张，这位克罗地亚人说，那还得是贝尔格莱德更厉害。
于是，踏入塞尔维亚首都的那刻起，刘子超就开始寻觅当地夜生活的入口。结识当地大学生约瓦娜后，她两眼放光地告诉刘子超，贝尔格莱德最有名的一家夜店叫“the BANK”，“午夜前都太早，那里的高潮在凌晨四点左右。”
那天，从不熬夜的刘子超八点就开始睡觉，只为在半夜十二点的闹钟响起后能够起身去“嗨”。那天是中国除夕夜，这栋萨瓦河边的厂房里音乐轰鸣，气氛果然在四点后到达巅峰，尖叫声和彩色纸屑在灯光下交缠，穿皮衣的女孩手持冲锋枪和装满美元道具的麻袋，以夸张的姿势将美元洒向人群，香槟“嘭”地开启，酒渍在皮肤上留下光点。那晚刘子超收获满满：被引荐认识了当地“电商教父”彼得洛维奇，共话TikTok爆款密码——教父手握红牛，自称是塞尔维亚的杰克·马；见证了年轻时尚博主们的娴熟拍照技巧；在浓雾弥漫的街口被一个吉普赛乐队包围，无奈动用钞票才成功从手风琴与手鼓中脱困；以及在次日获得了此行最为天价的信用卡账单——他严重怀疑，那天他稀里糊涂为周围的好几记开瓶的闷响声买了单。
入夜后，这里的年轻人有种不问来处和去处的嗨，自我被释放在致幻剂量的音乐与酒精里。在波黑，刘子超试图与达米尔讨论“躺平”，在明知某个更好的未来只会是一种想象后，他说，中国的许多年轻人也会像你一样，选择躺平。他本以为这会激起遥远的共鸣，却被达米尔的反问噎住，“你们又不是生活在波黑，为什么要‘躺平’？”
生活在波黑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一天，你听说我们出事了，说明我们已经陷入大麻烦了。因为只有发生大麻烦的时候，外界才会关注我们。其余的时候，我们都被轻蔑地忽略掉了。”
贝尔格莱德公交车站，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在前往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的破旧小巴上，刘子超结识了一位阿尔巴尼亚青年利里顿，据说，这是1991或1992年出生的科索沃男孩才会有的名字——在阿尔巴尼亚语里，利里顿的意思是自由，这是当地阿尔巴尼亚族对1990年代初塞尔维亚剥夺科索沃自治权的自发抗议。
高中辍学后，利里顿和另外几个同样无所事事的朋友成立了一支乐队，音乐是他从小的梦想。他写歌，录小样，甚至还自己出过几张专辑，这些最终无疾而终。“太难了，这里是科索沃。”对于梦想的陨落，利里顿这样向刘子超总结。
“可是，我的朋友，别忘了杜阿·利帕也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
“是啊哥们儿，她的确是阿尔巴尼亚族，但她是在伦敦长大的。”
能离开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没办法的人。他随后说道。
如今，利里顿在一家房产公司找了份工作，主要服务那些驻扎在科索沃的北约外交人员，凭借自己在社会上的游荡和打拼，他逐渐掌握英语，“在普里什蒂纳要是想要大麻和女人，利里顿能搞定一切”。而在逼仄的小巴与集镇间，他的音乐有了一位来自异国的听众。刘子超最喜欢的一首叫《我不在乎》，后来一位科索沃的朋友告诉他，“歌词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的表述非常独特，歌曲将爱与承诺、苦难与希望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而雪花与深渊、黎明与黑夜等意象接踵而至，强烈地撞击着听者的心弦。”
在被忽略掉的角落，年轻人将白天的时间献给数份兼职，赚取微薄的欧元，再将夜晚留给呐喊、美钞道具、伏特加、白兰地、香槟、红牛和音乐。
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天然相信奋斗，相信努力与成功之间的因果联系，相信房屋与三十年贷款。而在巴尔干的词典里，三十年太长，一百八十五天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人格，一颗流弹会让温暖的身体永久睡去，明年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
巴尔干没有长期主义。
杜布罗夫尼克跳水的人，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一场漫长的忍受：
作为一个普通人活着
刘子超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者。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国内当下发生着什么、媒体报道着什么都丧失兴趣。旅行是种他感受生活的方式，游离的状态令人上瘾。每抵达一个地方，他会找人聊聊天，喝杯酒。“找谁聊”也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难题，总会有人主动出现，开启一个想要展开的话题，“其实你要找到的只是能跟你做有效交流的人，而不是你跟所有人都进行有效交流。”
她们说的时候，他通常只是听，极偶尔问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在经历了斯雷布尼察大屠杀的幸存者家庭里，刘子超喝着主人准备的奶油南瓜汤，注视和倾听这个没有男性存活的小家如何勉力支撑下去。他向我打了个去深海潜水的比方，在一个有珊瑚礁和鱼群的地方，哪怕海面此刻波浪滔天，海底都是感觉不到浪的，“你只会感到一种平稳、有节奏的小的波动，你甚至能看到那些鱼群依然还是放松地游弋在珊瑚之间。”那些新闻与热点有时就像海面的浪与浮沫，但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海底那股潜流，它并不激烈，但在往一个特定的方向波动。“我觉得我的旅行写作，其实就是把遇到的故事、把他们的人生置于潜流里头去观察。”
米特罗维察的年轻人，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分享者会说起自己的民族经历了什么，说到自己的家庭经历了什么，有时则只是想聊聊自己的普通生活。离开巴尔干后，他经常想起的是一个来自北马其顿山里小村的女孩。女孩也叫约瓦娜，在奥赫里德湖边的小镇上做牙医，她说起自己的家乡，在北部靠近科索沃的大山深处，那里只有不到一千口人，生活着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家乡附近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不少灵验的传说在妇女们口中传递着，许多渴望怀孕的女人会专程去那里祈祷。约瓦娜一脸认真地说，真的很灵。她的妈妈去祈祷过一次，结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生了八个女儿。
她是家里老四，三个姐姐都已嫁人，如今催婚压力也轮到了她头上。她还讲起爱看的英文爱情小说和韩剧，讲起为了节省开支住在通勤时间加倍的另一个小城，讲到和大学男友分手后如何慢慢放下，以及最近在追求她的阿尔巴尼亚男人，虽然这是一段绝无可能的感情，“他是阿尔巴尼亚族，信奉伊斯兰教。如果嫁给一个穆斯林，我就必须改信伊斯兰教。我的父母是不会同意的。”
约瓦娜工作的诊所老板也是阿尔巴尼亚族，“老板有时会把本该由护士做的事情交给我，比如打扫卫生、准备器械。”她还补充说，自己每周上六天班，每天八小时，但老板只付六小时的工资，她每月的收入约合人民币不到三千块。等她攒够了钱，攒够了客户资源，就可以结束这场忍耐，去更好的诊所、过更好的日子了。
刘子超的旅途结束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希腊。这个自2009年国家财政始终摇摇欲坠的欧洲国家，正和它的普通民众一起经历残酷时代：最低工资下调22%，养老金削减40%至50%，公共部门裁员过万。民众抗议成为家常便饭，刘子超正巧赶上其中的一场。抗议很快发展成为狂欢，大学门口人群越来越多，“迷幻乐队、说唱歌手和摇摆舞团相继登台献艺。气氛相当热烈——每当有路过的车辆鸣笛声援，学生中间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他问人群中刚认识的大学生瓦莱丽，这次的抗议能否起作用。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抗议，但什么都改变不了。”
爱琴海边的萨洛尼卡，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受困感从很久前就攫住了人们。
也许首先是四堵墙壁和一张口罩，随后是一种失去开放性未来的惶惶，然后在一个遍地是搁浅死亡的经济体滩涂上，被一个叫做“人生是旷野”的概念。年轻人被频繁抛置进难以招架的处境，被疲惫感围困，慢慢地，死亡变成未经证实的谣言。巴尔干很远，血泪过重的地方空气稀薄；但它在此刻贴得如此近：我们共同忍受着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丧失。从某个时刻开始，宏大的时间不再是栖身之所，我们活进对一个个日子的漫长忍耐里。
作家李翊云在描写丧子之痛时用了类似的表达：Time is not the only place where we live, I said. Days are.(时间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地方，日子是。）
被困住的我们共同经历着名为巴尔干的形容词构建出的情绪与状态。巴尔干半岛从不遥远。
你身在历史何处？
1992年，当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后，法国电视一台的新闻开头是这样的一句话：“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
但每个前南斯拉夫人依然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仍然在继续。解体前夕，如今国籍已变更为塞尔维亚的导演库斯图里卡还在和他的好友约翰尼·德普一起商量，要在库斯图里卡的出生地萨拉热窝筹办一个电影节。两个月后，波斯尼亚燃起战火，电影节自然是泡汤了，据说当时和他们对接的波黑文化部部长后来逃到了瑞典。
萨拉热窝因著名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引发一战”而闻名，刺杀大公的19岁青年叫普林西普，他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诗人，他有一位挚友叫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写出了至今无人超越的“波斯尼亚三部曲”，战争开始后，人们推倒了他的半身塑像。就像库斯图里卡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在萨拉热窝，无论是诗人、评论家、主编、院士、电视台的女主播、歌手抑或是浪漫曲的谱曲者，他们从未像蔬果商、穆斯林校长、东正教神甫或是屠夫那样，拥有着强大而富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桥，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冲突开始后，人们向自己的邻人拔枪，对不同信仰的村庄进行清洗，高处架设的机枪对准城市的街道，15岁以上的波什尼亚克男孩遭到屠杀，妇女们在家里囤积土豆。战争结束后，人们用红色树脂填充弹孔变成“血色玫瑰”作为纪念，在集体墓碑前放置鲜花，活着的人继续担忧温饱，同时留意打量每个路过的“异族人”。每个人对于历史和现状似乎都有话要说，已到嘴边的那个问题是，我到底身处历史何处？
沿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交界处，刘子超曾走进一座葡萄庄园，庄园主人莱纳尔登先生邀请他尝尝葡萄酒，并带他去参观了一堵石墙，根据1954年的边境协议，莱纳尔登先生家的房子和葡萄园刚好被一分为二，“我们需要护照，才能从房子的一侧，走到另一侧”，他开玩笑说。人被界限所困时，庄园里的植被正到处越界生长。
我们身处一个共识丧失的时期，从前的叙事已失去光芒，新的理论还不足以被大部分人所相信，在全球化浪潮下体验过失落的人们龟缩在虚构的身份认同里。刘子超说，但他依然相信连接的不可逆，人们会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那些石墙与界线也始终存在，从过去贯穿到未来，壁和历史一样连绵，也和现实一样暧昧复杂。信任与否，建构叙事与否，或是凿壁与否，都取决于个人。旅行与写作是他的凿壁工具，在行走的途中，他想对每个看到这里的人说，壁的后面会有新的可能性与光亮。
在科索沃的南部小城普里兹伦，刘子超偶然走进一家叫做“Te Kinezi（致中国人）”的精酿酒吧，打酒的小伙子告诉他，他是第一个来店里的中国人。听说十年前，曾有三个中国人在这里经营一家丝绸店，后来他们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没人清楚他们如何来到这个尚未建交的地区。他愿意把这归为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历史自有其考虑。
萨格勒布公园内的涂鸦，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在去阿姆斯特丹取回丢失行李的路上，刘子超拜访了好几家比利时著名的啤酒厂。喝完酒出来，总会路过大片大片的墓地，那里埋着一战时西线战场阵亡的士兵。他们数量庞大，往往需三四个人共用一块墓碑。
他去维也纳参观了陆军历史博物馆，看到了费迪南大公曾穿着的天蓝色制服，领口处有一个枪洞，来自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正是这一枪引发了20世纪的一场世界大战，在比利时乡间葬下大量的年轻人。他想到此前在奥地利格拉茨美术馆里偶然看到的波黑女艺术家塞拉·卡梅里奇的作品《波斯尼亚女孩》，它们共同将刘子超的视线引向民族主义表现激烈的巴尔干——那原本也是他一直想去和想写的地方。
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
在一个工作日的中午，我散步到徐家汇书院，尝试搜了搜巴尔干，第一本跳出的推荐书是《德里纳河上的桥》。翻开第一页，是作家余华写下的序言，写于2018年1月。他说：
“1975年，伊沃·安德里奇去世了。我不知道他生前是否预感《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还会延续，从1992年4月到1995年12月，他出生、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战火纷飞，然后南斯拉夫没有了，世界各地介绍他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前南斯拉夫的伟大作家。”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偏见，而且偏见都穿上了真理的外衣，我的意思是真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随时可以换掉的外衣，他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堂而皇之的外衣。如果你要去反驳偏见，你不会赢，因为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偏见已经换了外衣。”
90年代末，余华即将迈入四十岁，而青年刘子超已经成为故事的见证者，他目睹新闻里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受创，以及次日街道上耸动的抗议人群。他说，那一幕让当年的他想到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他决定长大后一定要去巴尔干看看。
在他写下这些时，90年代出生的我们也正巧长大，我们也许从他的讲述里想到安妮·埃尔诺笔下56年前巴黎的五月，他们把它称作“一种无用的激情”。她写道，“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我们评价各种制度，寻找一些典范。我们对世界进行普遍的政治阅读，主要的词汇就是‘解放’。”
20多年后，刘子超踏上巴尔干土地，被我们所阅读，在心底折角。我们或许决定之后也去那里看看，或者创造建构一些新的什么。哪怕历史发生时我们尚未诞生，我们已被记忆与讲述的脐带扭结到了一处。
在未与中国建交的科索沃，刘子超给朋友寄过一张明信片。大半年后，这张明信片出现在了朋友家的餐桌上。它一路应该走过许多地方，有过许多奇遇，随后，它找到了归宿。
奥赫里德湖畔，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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