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8日，经过三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最终通过，将于2025年5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一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法律，它公布那天，在全国很多地方，很多女性深夜未眠，她们在想象，新法将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过去这些年，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成了一个总有争议却迟迟无法解决的问题。农村在发展，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它会遇到拆迁、分红……而作为村庄里的女性，常常因大龄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原因被夺权。2023年8月，一位浙江女性的微博被转发过2.6万次——她因与外地男性结婚，成了“出嫁女”，一张薄薄的结婚证，她失去了120100元的土地征用款。
这部法律，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它的出台，或许会改变某些现实，让失权者得到救济。
林丽霞是北京千千律所妇女土地权益项目的负责人，过去20多年，在北京北四环一间居民楼改造而成的办公室里，她和同事们接到过超过3000位农村女性的求助，尽己所能为她们奔走，但最后能胜诉的女性，不足一成。
这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每日人物曾去往浙江和广东，见到了几位“出嫁女”。她们有的相当年轻，刚因为结婚而失去了土地补偿款，眼里还有不甘和铮铮；有的被家人和村庄“驱逐”，磨得没了心气，蜗居在昏暗的出租房里；还有的住在村庄边缘，当我们走在村里，她会缩起脖子耸着肩，小心翼翼地溜着边儿。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坚信，自己不应该因为性别而失权。
如何将这些不甘，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这些年，林丽霞和她的同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建立一条沟通途径。她们为基层女性维权，也通过大量的信息、数据、资料和研讨会，尽力影响决策层。她们在村庄推广具有平等视角的村规民约，也试图通过地方法院和妇联，改变局部的小气候。
2023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林丽霞与千千律所的同事们，第一时间提交了修改建议，有上万人转发。
之后我们一共见过林丽霞三次，访谈超过10小时，我们聊起这20年她见过的那些女性，她们的柔软与倔强，为了争取权益，她们做过哪些努力，以及围绕农村妇女土地权的法治细节。
每次见面，林丽霞给人的印象都是恒定的：她瘦瘦的，绑着马尾，在温度不高的办公室里裹着羽绒服，手握一杯茶。无论我们谈到的内容如何惊心动魄，让人愤怒或叹息，她总是显得平静、坚定，少有激烈的情绪表达。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恒定的精神力量，才能支持一个人、一个组织，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坚持20年之久。
以下是林丽霞的讲述：
文 |林松果
编辑|姚璐
运营|小鹿 小二郎
不婚也失权，结婚也失权，离婚也失权
我是四川人，最早是在老家的一所中学做生物老师。总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就希望能走出来，能见得更多。1995年我来到北京学英语，也是很偶然，1997年，一位老师推荐我到千千律所（当时叫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思的，一是可以帮助女性，二是可以了解社会，就留下来了。
最初我是从行政工作做起，并在职读了法律的研究生，之后开始协助律师参与案件办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时代议题不断变化：从妇女追薪讨酬等劳动权的问题，到离婚孩子抚养、财产分割等婚姻家庭问题，再到家庭暴力、职场性骚扰，最后，我开始负责农村妇女土地权项目。
大概是2005年左右，就在这个办公室，从南宁来了几十个人，都是出嫁女。当时她们状况很不好，没地方住，南方芭蕉叶不是很大吗？她们就砍点毛竹、树干，在上面盖上芭蕉叶，遮风挡雨，一家人就这么生存。当时给人的震撼是挺大的。
2005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得早的广东、广西这些地区，出嫁女的纠纷已经有了，内陆地区城镇化建设开始，也有了征地、拆迁安置问题，我们就开始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她们有的是看到了媒体报道，有的是口口相传，就这么找过来了。
“出嫁女”群体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未婚、结婚、丧偶、离婚、再婚而丧失了权利的女性，都可以被称为出嫁女——现实就是这么定义的——你没结婚，但只要家里有儿子，你终究都是要出嫁的；结了婚，你就属于夫家了；你丧偶了，他们也觉得，你肯定会再婚；离婚了也是一样。总的来说，女性会因为婚姻而流动，她们的权利，也因为这种流动，而得不到保障。
各种失权的情况，我们都遇到过：
没结婚就失权的——在湖南湘潭，有个村的村规民约就规定，“年满28周岁的未婚女性，不得参与任何分配”。村里有个家庭，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当时大女儿已结婚，户口未迁出，结婚后就失去了分配权；另两个女儿，满28岁之后，也被取消了待遇。两个小女儿不服气，去起诉，法院还判她们胜诉了，让村里把征地补偿款给她们，其实每人也就一两千块钱，但村里就是不给。
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去了当地，我们就想知道，为什么不执行？村里的账户，归乡镇财政所管理，我们就去查，村里到底有没有钱，发现户头上确实没钱，但有个出嫁女发现，诶，怎么我们村这个人户头上有300万？实际上，村里故意把钱挪到了这人的账上。我们就跟乡镇谈，为什么不能强制执行呢，乡镇就说，之前村集体的干部带着很多男性村民来过了，他们说，乡镇要是敢给钱，他们到时候就来围攻乡镇政府。政府也害怕，出嫁女毕竟是少数，而这个村，是几千人的利益共同体。
▲下乡调研时，林丽霞访谈村书记。图 / 讲述者提供
结了婚就失权的——在湖北天门，有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哥哥是村会计，妹妹是高度残疾，妹妹这种情况，在当地找对象很难，但这地方比较富裕，就找了一个偏远农村的小伙子入赘，户口也迁过来了，还生了两个孩子，妹妹自己也能干，是个裁缝。后来遇到征地拆迁，村里就不认她这一家。
我们当时也去了，乡镇干部就说，“你看，连她哥哥都不同意给。”我们就问她哥哥，为什么不同意？她哥哥说，如果给了，那以后大家结婚后都不愿意走了，不能因为她有特殊情况，就额外照顾。他们就觉得，所有的女性，只要家里有儿子，你结婚之后都应该走，权利去婆家享有。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还有再婚女性的随迁子女失权的——广西南宁的葛女士给我们打电话求助，说她妈妈带着她和弟弟，嫁给了继父，但是后来母亲和继父都去世了。继父一走，村里就很排斥他们，不给他们村民待遇，说他们不是这个村的血脉。尽管在法律上，继子女、合法收养的子女，和亲生子女的权利是一样的。但村里不管，他们还是认可血脉关系。
之前在《一席》的演讲中我说过，“当这些失去土地的妇女站出来维权时，她们往往会变成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敌人”，这是真的。我们真正去到村里，去办这些案子，你就会感觉到，阻力确实很大，甚至会遇到村民来围攻。
我记得2014年，我和中央党校的李慧英老师，去青海一个村子，想协调解决出嫁女的拆迁安置问题。去之前就知道，可能很难，矛盾太深了，当地法院也不受理出嫁女的诉求。这个村的男性村民，每人安置一套房，父母也有一套，一家两个儿子，就有三套房，那房子我们看了，确实很好。但是出嫁女就什么都没有，她们只能跑到很边缘的城郊，租的是100块钱一个月的破平房。
我们到村里，想找村干部聊一聊。发现通往村两委办公室的楼道，有一道大铁门，根本上不去，人家先问你有什么事，再就说，人不在。走在村里，人家都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你的衣着，你背的包，他们就知道你是外来的人，不愿意跟你说话。
▲在青海省的村子里调研。图 / 讲述者提供
“分明是我自己的权利，
为什么别人来表决？”
为什么出嫁女维权这么难，2004年我们开始接手大量这类案件，很快就发现，这类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关于成员身份问题，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通常会认为，出嫁女的权利，首先需要确认她们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成员，才能享受成员待遇。但我国当时的法律，并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当然原则性规定是有的，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有关于男女平等且平等享有土地权利的规定，《民法》里还有平等公平的原则，这些都可以用。
只不过很多时候，法院觉得，既然标准没有完全明确，那这一类案件，他们要么不受理，要么受理了再驳回。最终的走向，都是推给村民自治。
我看很多专家学者写文章都说，中国很大，农村很复杂，关于成员资格问题，不适合做详细规定，应该交给村民自治去决定。但这20年，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具体案例，我觉得，尽管全国很大，农村很复杂，但根本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婚嫁女性的歧视和排斥。单纯依靠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形式，就是现实中并不能有效解决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
在一些村里，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规定，很多时候就是村干部自己定的，或者找一些村民代表，开个会讨论一下：这笔钱怎么分？出嫁女分不分？往往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出嫁女当然不分，你分了，我就少了。大家是存在利益冲突的。这些女性往往都不知情，只是最后公示出来，才知道自己没有。
当年在湖北洪湖有个案子，我们的律师去帮出嫁女，村里就请了一位法学教授来代理，那位教授在法庭上公然说，中国的婚嫁制度就是从夫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他还说，尽管自己是教授，在农村还有他的承包地，如果自己的姐妹跟他争，他也不同意给。“出嫁女就应该去婆家，不应该留下来跟兄弟争财产。”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请动了湖北省妇联的权益部长，希望妇联能关注、推进。但当地的意志太强大了，我们的所有工作，最后的成效只不过是——让主审法官对我们客气了一点，并没有影响判决结果。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司，是民间的、老百姓的利益纠纷，但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之争，背后潜伏着父权制的传统观念。
另外一个典型的案子，是在内蒙巴彦淖尔市的万丰村。有一个外嫁女叫杨志军，1982年村里分地，当时她没结婚，分到了2.2亩地，之后她结了婚、生了女儿，一家三口就生活在村里，但是到了1985年，村里突然就把她和女儿的土地收回去了，说是根据县里的文件，外嫁女和子女的土地一律要收回。和她有同样遭遇的，还有68位出嫁女。
她当然觉得很不公平，1985年就开始维权，从村委会、妇联、乡镇、区里到市里，解决不了，她就起诉，一审、二审、再审，法律程序全部走完了，法院让她找政府，政府要求乡镇政府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决定。会开了好几次，一直通不过——几年前，她弟弟还当了村长，他们一家关系很好，也很团结，弟弟也想解决她的问题，但村民表决就是通不过，不愿意给她们。这个民主程序是无法破除的。
杨志军的性格很少见，她没读过什么书，但道理特别清楚，她说，“我们作为女人，并不是天生理短，也应该被公平对待”。她还说，“为什么叫她们出嫁女，却不叫男人出嫁汉？”这条路走下来，我们有时候都没信心了，但是她特别执着，绝不服输，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很多时候，我们是受到她的鼓舞和推动才继续下去的。
“这分明是我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要别人来表决？”这句话杨志军说过，很多出嫁女也说过。湖北洪湖那个村的出嫁女，就直接问过村书记。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但在现实中，你会看到村民自治中，甚至是专家学者的建议中，有很多看似合理的条件，实则是在限制出嫁女，让她们失权。
比如“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很多女性败诉，判决书里都说，她不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在外面做生意、打工……但问题在于，怎么定义“保障”，现代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流动性，女性在外面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一旦没能力了，还能回到土地上，有口饭吃，我认为这就叫基本生活保障。退一步说，男性村民也在外面打工，但为什么分配时，他们都能分到？我后来问过一位思想比较先进的法官，他说，除了获得国家待遇（进入体制）的人，其他村民本质上都是以土地为生的。我赞同这种说法，国家把土地免费给农民，就是对所有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再比如“长期居住生活在村里”。我认识一对山东菏泽的母女，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她们都不敢离开农村去打工，她们觉得，我不离开，都得不到这个权利，那我离开了，更得不到了。她们就在当地做家政、做零工。当时我们去菏泽，帮她们开了交水费和电费的证明，5年用了9000多块钱的电费，这肯定能证明她家在这儿生活，但在法庭上，村书记还是说，据村民反映，她们没有住在村里。你再有什么证据，村里不认，还好，最后法院认可了。
还有“是否履行义务”。其实，任何一种身份权，都是先享有权利，再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不是相反。一些出嫁女就告诉我们，村里为了避免给她们权利，会不让她们尽义务，比如开会不通知她；即便她听说要开会，一去，人家就说散会；不给她选举权，她也无法参与选举。最后村里就说，你没有尽义务，所以也不能享受权利。总之，现实中会有各种理由来限制她们。
可是这个事情说到底，非常简单——女性出生在这里，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结婚后，男女双方对居住地都有选择权，女性可以留在娘家，也可以去婆家，成为哪个集体的成员，都是她的选择。很多村民，甚至地方政府和基层法院，都会有一种成见，觉得她们留在家里是贪财，就因为家乡经济发展水平好。要让她们都留下来，富裕村人口不就爆炸了？
但我们知道，很多出嫁女并不是这样，她们很多都是城郊的女性，认识了外地来的小伙子，结婚以后，就在本地生活，生了孩子也留在本地，工作生活、孩子上学都很方便。而且退一步说，就算是为了利益，也无可厚非，谁不追求利益？把所有机会和利益都给男性的传统观念，应该改变了。你可以放开怀抱，接纳娶入的媳妇和其他外来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让你的女儿在这里安家落户？
▲杨志军（左四）为女儿结婚在村里租的平房。图 / 讲述者提供
选正义，还是选漏洞
这么多年，要说有没有判得很好的案子，当然是有的。
200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院判了一个案子——28个出嫁女，户口都在村里，丈夫都是上门女婿，遇上拆迁安置，每家应该分1.5亩土地、一套70多平方米的住宅楼、一套临街商铺。你想这是多大的利益。
当时法院判她们赢了，那个判决书写得很好，很重视妇女权益，适用的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还引用了《民法》的原则和精神，是把平等落在了纸上。
（这份判决书原文这样写道：我国尚未制定确定该资格的标准，为解决纠纷，应适用《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类推判断的民法理论，即28名出嫁女与已经取得集体收益分配的村民相比较，如果身份及其他条件相等，则也应当取得相同待遇。本案的28名出嫁女除性别外，其他条件与男性相等，也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
这就是法院应该有的一种姿态：当有具体法律作为依据时，就依据具体的法律；当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你就应该根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来判案）。
但之后，我们拿着这份判决书，去为杨志军的案件争取时，一位法官就说，呼市这个案子绝无仅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案件，其实一审也败诉了，败诉后，28名出嫁女用生命抗争，所以二审才胜诉。所以我说，女性的权利真是抗争得来的，因为长期受压迫，你想站起来，阻力很大，真的是在用生命抗争。
所以说同样的案子，为什么有的地方支持，有的地方不支持，就是因为当时法律不完善，有漏洞。你想支持出嫁女，能找到依据，你不想支持出嫁女，也能找到依据。就看你怎么选，要不要专捡有漏洞的地方走。
这些年，全国有一些地方做得也不错，政治环境好，民风也不错，法院也比较公平，这样的地方，出嫁女的纠纷相对就少。
比如四川，2015年，四川省农业厅就出台了一个标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以户籍为主要标准，你出生在这个地方，户口也在，就可以享有成员权益，因出生、嫁娶、收养、申请加入等情况，符合标准的都可以享有权利。这个规定比较合理，也符合农村实际，相对公平。这个规定出台之后，我们就很少接到四川的求助。即便有纠纷，因为政策明确，你至少可以去起诉，而且法院通常会支持。像我们之前去四川广安，当地有征地拆迁，我就问村民，“女性结婚后户口还留在娘家，拆迁分了一套房，大家会不会有意见？”村民就会说，“那有什么，只要人家户口在这里，别人没得说。”
再比如陕西西安，2003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出现了很多征地拆迁纠纷，出嫁女的诉求解决不了，当时1000多位出嫁女去围攻法院，很头疼。2004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内部规定，制定了一个认定成员资格的标准，这样出嫁女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也从未接到过西安的投诉。
另外还有安徽省高院、海南省高院……都是在2004年、2008年左右，专门针对涌现出的出嫁女的纠纷，出台了政策。所以有政策依据还是不一样，因为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线，有了依据，法院就可以判案。
甚至有时候，仰仗的就是开明的官员。南宁高新区管委会有一任主任，就对出嫁女特别同情，上台之后，解决了出嫁女的问题。我看过一个视频，他发表讲话，真的是很感人，你会觉得有这样的干部，未来是有希望的。但他只在任上三年，后来就调到县里去了，这个政策也就中断了。
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后来也意识到，既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出嫁女的问题，光靠诉讼，意义不大——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找一些地区，通过做项目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动立法的完善。
一般来说，我们是和省市级妇联或政府合作，在基层的妇联、政府、法院以及有的村庄来做试点，推动地方政府、法院出台相关文件，推动试点村修订村规民约。
河北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是我们做过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试点。2004年之前，邢台中院内部有文件规定，出嫁女的案件概不受理，2007年我们也接到过邢台出嫁女的求助。当时起草那个文件的法官叫马维东，是民事法庭的庭长。我们刚去邢台做培训，他很抵触，觉得就是不该受理，但他也很善于学习、善于提问，各种观念就开始打架——后来，他的观念就慢慢改变了，觉得还是应该受理，又由他起草了一份新文件，规定这类案件怎么受理，什么情况下应该保留权利，写得很明确。2010年1月1号，这个规定出台了。他担心这个规定不好执行，甚至还主动申请调到执行局做了局长，很让人感动。
▲邢台中院马维东法官在培训中解析新规定。图 / 讲述者提供
在全国，修订村规民约，做得最早、做得最好的应该是河南登封市周山村，是河南的梁军老师、中央党校的李慧英等几位老师深耕多年的结果。
我们做村规民约，其实不一定直接切入土地权，因为你直接提土地权，很多人会觉得敏感，会拒绝。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养老问题来切入。养老是农村很关注的问题，所谓“养儿防老”，但是养儿真能防老吗？女儿尽了养老义务吗？应不应该分家产？
梁军老师的团队就做了一个养老话题模拟法庭的视频，讲的就是关于农村赡养老人和分配家产的纠纷故事——有一对老人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人的所有积蓄都给两个儿子买房娶妻，等到老了病了，儿子们是各种推脱，女儿却想方设法抽时间伺候父母，分财产的时候，女儿却一点都得不到，她特别伤心。这样的故事在农村很普遍。问题层层分析下来，大家就发现，女儿尽的赡养义务不比儿子少，却不分财产，确实不公平。我们每次做培训，都会播放这个视频，很多乡镇干部、村干部看了都很受震撼，会流泪。
从村集体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的。村集体对村里的女儿和儿子，是不是平等？如果不平等，那大家都想生儿子。但这样一来，儿子越来越多，最后都娶不上媳妇，彩礼也越来越高。我们就从根源上来分析它，也是希望跟村民讨论，让大家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些观念，把平等的规则写进村规民约里去。后来他们都同意了。
（2009年周山村修订的村规民约，被称为“我国历史上首部具有性别平等内容的村规民约”，从许多方面清除了村庄歧视女性的“潜规则”，具体条款如下：
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
婚出男女因离婚或丧偶，将户口迁回本村者享受村民待遇；
支持、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在换届选举中，女性当选村民代表不少于50%；入选村两委、村民组长以及其他村民议事机构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提倡文明节俭的婚礼，凡男到女家的婚礼，村两委大力支持并协助操办；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提倡子女姓氏自由，随父姓、随母姓或父母双姓均可。）
▲西宁出嫁女失地后租住的平房。图 / 讲述者提供
代价
新法没出来之前，2018年左右，是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当时来求助的女性，有的已经走完了诉讼程序，全部败诉；有的没走完诉讼程序，因为法院不受理。有些案件，我们会去找当地政府协调解决，有些政府可能客气客气，接待我们，也会说考虑怎么解决。但我们一回来就没下文了。
尤其是老一代女性的问题，解决起来非常难。她们大多文化水平比较低，方法不得当，比如去维权时不带材料，也没有证据：村里征了多少地，其中有你多少地，分配方案怎样？她们通常都不清楚。多数时候只是口头去找，人家几句话就把她们打发了，没留下任何文字回复，因此不能证明她们一直在维权，起诉时，很可能已过诉讼时效。维权过程太困难，大多数人慢慢就放弃了，只有少数人还能坚持，有方法和智慧，也愿意付出代价。
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在漫长的时间中，她们的人生是怎么磨损的。她们失去了青春、健康，有很多人最后也离了婚。
我前面提到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杨志军，当时她和她妹妹一起维权。据杨志军说，政府当时分给她们7分的口粮田，但是村里人为了表达不满，她们种什么，村民都去扒掉。最后她们天天晚上就睡在地里守着，身体受潮加上劳累，后来她妹妹得了肾病，40多岁就去世了。
杨志军当时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也是一次和村民的纠纷，她被打了，对方不知道她怀孕了。后来她就去保胎，用了药，孩子没流产，还是生下来了，但发育得不好，两岁多就去世了。真的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浙江台州有个出嫁女，她有弟弟，但还是想争取自己的宅基地。过去20年，她在外嫁女群体里很活跃，是一个组织者，人也很能干，其实在浙江随便做点生意，都能生存下去，但是她选择了维权。
前段时间我们联系她，她跟我说，她后悔了，失去了一切——离婚了，又没有孩子，还得了癌症，身体很虚弱。她全家都不支持她，处处受打压和排斥。现在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独自在外面租房生活。我们当时想让一位台州籍实习生去看看她，她也是非常顾虑，说我们实习生是男生，她怕左邻右舍看到有异性来，会说闲话。她就这样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
在浙江东阳，有一位更年轻的出嫁女，她也是有一个弟弟，最开始，她弟弟在外面打工，说自己不会回老家了，家里就达成共识，让她招婿，留在家里生活。但是过了几年，弟弟又决定回来了，很快就结了婚，家里就不让她住了，让她和丈夫女儿搬出去。她想要一个宅基地，在村里建房子，村里也不愿意。
当时我们去到她家，她的家人非常强硬。我们想跟他们谈谈，她妈妈和弟弟拒绝见面，她爸爸好歹出现了，但完全听不进话，油盐不进，一直说，他家的所有财产都是儿子和孙子的。在父母面前，她完全是受打压的，什么话都不敢说。
当时她的状态也非常执拗，是那种长期维权失败之后的应激状态。我们但凡有点反对她的意见，她就不高兴。当时她女儿才3岁，很明显也被妈妈影响了，看人的时候，也是那种敌视的眼神，我们想给她一点糖，她也是非常自我保护。
我们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希望渺茫，所以就劝她说，你去找个工作吧，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我们了解了一下，在当地开出租车，一个月都能挣9000多块钱，挺好，时间也自由，但是她说她不敢开车。
（2023年，每日人物作者曾去到浙江，见到了几位出嫁女。当时观察到她们家庭内部的某些共性：这些出嫁女的丈夫，往往在维权这件事情上都是沉默的，他们不阻止妻子做这件事，但也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我们与妻子们聊天时，他们是家里一个灰色的背影。失权如此显形，但他们希望忽略它，继续生活下去。
东阳这位出嫁女甚至提到，有段时间，她的丈夫不想要这个家庭了，她是“自己贴上去”，尽力维持和他的关系。她一胎生的是女儿，为了留住丈夫，她又生了二胎，是个儿子。她说，儿子出生之后，“老公的心定下来了”。）
我们是觉得，对所有的出嫁女来说都一样——土地权益问题，不是针对某个人，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个人的努力，确实会推动社会进步、推动法治进步，应该有这样的人出现。但确确实实，它的成本特别大，付出特别多，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谁都不知道。
所以应该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不要一意孤行，只做这一件事。因为这样的话，你把自己的一生搭进去，牺牲掉健康和幸福，都未必能争得回来。当然了，她们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她们这么选，我们一定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女村官交谈。图 / 讲述者提供
“最好、最适合的法律”
所以到了2020年，我们听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被列入立法计划，当然感到很高兴，觉得看到了希望。之前没有太重视它，也没想到推进会这么快。
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很明白，关于出嫁女的土地问题，最好就是由全国人大统一立法，制定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因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只有法律规定了，有明确的依据，这样就很顺，无论是地方政府和法院，处理纠纷的时候就有依据可循了。
过去其他法律立法时，我们都有过期待。之前《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我们期待它能对“谁有权利承包土地”做规定。一些关注性别问题的法律专家当时就提过，要考虑到婚嫁的女性。她们嫁到婆家之后，分在娘家的土地带不走，土地合同期限动辄就20、30年，这怎么办？村集体应该要预留一部分土地，不要分完，保障婚嫁的妇女也能分到地。但当时的立法者觉得，应该保持中立的姿态，“反正男女都在一个家里，你在娘家时，享有这个家的土地，到了婆家，就享受婆家的”，这就是想当然了。
后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我们也有过期待，但它又是大而全的、倡导性的法律，不可能就一个问题规定得很细。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部法律很多时候不被适用。法官会觉得，只有家庭暴力、性骚扰，才是妇女问题，但农村土地问题，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不是妇女问题。
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立法计划，我们真的很高兴——它是最好、最适合就“成员资格”问题做出规定的法律，而且是首次规定。如果规定得具体、详细、可操作，可以弥补几十年来的缺失。
而且房子和土地，就是农村最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男女平等，那大家不会在乎生儿还是生女，对于纠正男孩偏好，会非常有帮助，彩礼问题、养老问题逐步都会得到解决。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但前提是，这条法律要规定好。
所以在2022年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出台，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读完了草案全文，也问了很多出嫁女的想法，最后提出了我们的修改意见，呼吁大家一起提交。
这份草案有很让人惊喜的部分，尤其是第二章“成员”部分，用近十个条文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定义、确认、权利、义务、退出、保留等等热点问题，是真正为法律注入了灵魂。
但我们觉得，它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比如第十二条，关于成员确定问题，是这么规定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生产生活情况、基本生活保障来源、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
我们当时一看，所谓“尊重历史”“群众认可”等等，加了这么多限定条件，是不是说，以前村民们认定某个出嫁女不享受权利，那以后也应该尊重这个决策？现实中，完全可以用这些条款来钻空子。我们当时就这个条款提了修改意见。
再比如草案第十九条“不丧失成员身份的情形”，它规定“妇女成员不因丧偶、离婚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实际上，很多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结婚、再婚的女性，也会被排除在集体之外。所以我们就建议，把这条改成“妇女成员不因未婚、结婚、丧偶、离婚、再婚等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提这些建议，其实也不确定能不能被采纳。但我们依然要提，要写出来，把理由写得很充分，因为这也是一种宣传和教育。
真正到2024年6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公布，我们发现立法者还是采纳了很多建议，对成员资格的规定，一共有九条，比较明确，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
其中明确提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务工、经商、离婚、丧偶等原因丧失身份”——我们见过很多案例，女性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被剥夺了权益；还有一条规定，说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如果结婚了，但没有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员身份，那么原村集体，也不能取消TA的身份，这条也是对婚嫁女性有利的。
而且定稿还专门提到了妇女权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相当于是把《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内容移过来了，这很让人欣慰，是很有必要、也很好的一点。
新法公布那天，很多出嫁女都很兴奋，尤其是广西、广东、山东的女性，她们自己的待遇可能解决了，但子女一直都是被排斥的。而新法明确规定了，“对因成员生育而增加的人员……应当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很多人跟我说，那天她们很晚都没睡着。
▲在江苏省试点村修订村规民约讨论会的现场。图 / 讲述者提供
隐忧与期待
新法2025年5月1号生效，但从今年夏天它公布开始，有些地方，已经有了松动。
在内蒙古通辽，就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村里的土地补偿款，每年村里都发，最近这次，每位村民都能发一万元，但他们只分给出嫁女500元。全村有75位出嫁女，她们当然不同意，后来检察机关介入，去跟村集体协调沟通，调解之后的结果是——这次的一万元，出嫁女都能享有，男性村民拿多少，她们就拿多少。
但因为法律明年才生效，属于她们的这75万元，村集体已经放在了一个专门的账户上，等明年5月1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一生效，这钱就给她们。
现在我们对新法最大的担忧，就在于第十二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大会，依据前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意思还是说，成员资格还是由村民自治，即开村民大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我们对现实比较了解，担心这条法律，会成为出嫁女争取权利时最大的阻碍。
举个例子，今年我们去了一趟山东，当地有个案例，是个双女户家庭，父亲因为重男轻女，很早就和妻子离婚了，去了外地，组成了新家庭，这位母亲就带着两个女儿在村里继续生活，大女儿还在村里招了婿。后来这位父亲带着二婚的妻子、儿子回来了，村里就跟大女儿说，你有弟弟了，那你就是出嫁女，不享受村民待遇了，剥夺了她的权益。之前她每年能分到征地和租地款，后来就没有了。
这个女儿不服，去起诉，法院判她胜诉了，但是属于她的钱，一直无法落实。我们就去当地，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到了之后发现，因为她起诉了，村民对她家意见很大。开村民大会，大家都不同意把钱给她；她打工攒钱买的一辆车，被人砸了；隔壁一位男性村民喝了点酒，就骂她妈妈，说她赖在村里不走，分大家的财产，还把她妈妈打了；她妈妈也被村干部踢出了村里的微信群，她想问点什么事，村里人都不理她。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她们一家是很受孤立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村里溜达，和一些村民聊天。不管是男性村民还是女性村民，他们都是说，“在我们农村，法律判赢了，也没用，我们都是按照土办法来。（所有权益）出嫁女都是不能有的。要是都给分，那所有女孩结婚后都不走了。”
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如果还是由成员大会来确认成员身份，会有潜在的风险——遇到不讲理的村集体，仅仅“村民自治”这一条，就可以推翻所有进步。我们当然希望所有村民都愿意改变，但法律不能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尤其是当利益很大的时候。
所以我们想呼吁的是，明年5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行后，能出台更细致的实施办法，或者能针对有些条款，做更细致的司法解释。我们当然尊重村民自治，但如果，村民自治做出了不公正的决定，法院可以通过判决做合法性审查，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决定书依法纠错，而不是再推回给村民自治。
让那些想遵守法律的人，有法可依。让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得到惩罚。也让那些失权的人，得到救济。
当然，法律永远是底线，更根本的还是在加强农村地区的宣传，让大家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只有观念转变了，法律才会有它的土壤。
其实这件事可以很简单。我想讲一个20年前的故事。当时教育部有个规定，大学生本科阶段不能结婚，研究生和博士阶段不能生孩子。2004年7月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女博士。
当时她30岁，和丈夫都在北京一所学校读博，也是意外怀孕了，她的身体不大好，医生建议她把孩子生下来。其实她已经结婚了，又是第一胎，完全符合《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但当时就是因为教育部的规定，学校就把她开除了。但是她丈夫没事，还在继续读博。
当时我们有个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大文教授，是中国婚姻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婚姻家庭法教材，也是1980年《婚姻法》和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组成员，他当时特别支持这个女生去起诉。但她考虑到丈夫还在读书，不敢，放弃了。
我们就针对这起案件，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请了媒体、专家学者、高校管理者来开会，当时教育部的官员也来了。他在现场说，十年前，他们就想取消这个规定，但又害怕取消之后，学校成了育婴堂。女孩子上大学就结婚，研究生就生孩子，教育计划都要被打乱，好像一旦政策放开，就会出很大乱子似的。
会后，媒体对这个会议作了报道，一个月后，教育部就把这个规定取消了（2005年3月国家教育部公布新版《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大学生结婚需经学校同意的旧规定）。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大学并没有成为育婴堂。人都是理性的，女孩子不会因为这个规定不存在了，就随随便便急着生孩子。
同样的道理，农村的女孩子，并不会因为有了权益，就全都留在村里不走。她们要进城、读书、找工作，人是理性的、流动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给她们选择的自由和权利。
▲图 / 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