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事件在中国几乎天天上演。图为上海国利公司长期拖欠工资，逼迫工人辞职，该公司员工2024年11月21日走上沪淞公路堵路维权。
中国经济不景气引发社会的问题备受关注，除了近日多起无差别袭击外，人权团体的统计发现，在第3季度中国的抗议事件同比增加近3成，大部分与经济问题有关，广东省成为抗议事件的高发区。
海外人权团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周四(11月21日)发布“异言网”计划收集的中国抗议事件数据报告，在今年第3季度共录得在中国发生937起抗议事件，同比增加27%。参与抗议的有41%是工人，第二多是业主有28%，还有农村居民、学生、家长和消费者等。广东成为抗议事件多发区，其次是山东和四川。但有3分之1的抗议遭遇官方以监控、逮捕或暴力行为打压。
涉中国经济抗议有把不满指向政府的趋势
负责报告的“自由之家”在台办事处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对本台表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发现近期的抗议事件多与经济问题相关，有4分之3涉及欠薪、烂尾楼和土地征收等，相信同比抗议事件有相当幅度的增加，与中国经济下行有一定的关係，也发现抗议者有把不满指向政府的趋势。
史凯文说：“抗议者可能先从公司开始，比如说延迟交房或者不付工资。一开始是针对公司的行为，但是好多抗议会慢慢的开始指向政府，一个可能是期望政府会介入，政府要帮人民做主。第二种是开始责怪政府，他们觉得这些问题出现是因为政府监管和监督工作的不作为，比如说交房或者烂尾问题，有好多业主会觉得是政府的漏洞，觉得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
史凯文表示，如果政府不介入事件或不作为，甚至以镇压和维稳手段对付抗议，会使抗议者觉得当权者没有兑现给予民众经济繁荣的承诺，导致抗议者对政府的不满增加，也会影响中共管治的认同性。
中国民间存在公民意识 触及底线时会反抗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经济问题是加剧民间抗议的因素之一，因为经济下行，中共不能再用钱收卖人心。另一方面，因为民众已不像毛泽东时代，只顾温饱不顾公民权利，理解自己有权利对管治者提出要求，当发生触及底线和核心利益的情况就会反抗。
冯崇义说：“它(抗议)不仅仅是经济困难的问题，现在老百姓已不是毛(泽东)时候的非常愚昧，没有权利意识。现在民间是有公民意识和人权意识，老百姓的观念已变了，这个饭不是你给我的，你这个政府是我纳税养你的。政府想施压我就是不行，是民众的觉醒。作为组织者如果你上来就像白纸革命一样，叫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风险会比较大，大家不容易参加。集中在民生和经济议题比较容易参加，门槛比较低，风险比较小。”
疫情后遗症和经济因素削弱基层维稳力量
冯崇义表示，中国经历3年的疫情高压管控，以及疫情后的经济下行，镇压者和被镇压的人群同样成为受害者，基层管控者躺平有助民众参与反抗。
冯崇义说：“原来期望习近平上来会照顾底层民众，要公平正义。但是经过了3年封控，那种封闭和镇压，是让老百姓心理上的幻想幻灭，对未来都绝望了。特别是基层的维稳力量，在那个封控过程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镇压意志是有所松动了，就是躺平了。就像郑州骑单车时候，他们给民众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司法不当难化解经济纠纷 抗议是被迫上梁山的行为
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近期收到一些被欠薪工人的寻助，涉及经济的纠纷有所增加。他表示，欠薪与受村镇银行爆雷影响的金融难民和烂尾楼苦主一样，都是应该可以透过法律解决的经济纠纷，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不是正常运作，使苦主被迫维权。
吴绍平说：“中共的司法没办法解决老百姓的纠纷，因为它(中共)是党、政控制的一个专政机器，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反而给他们雪上加霜，司法往往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也正是因为老百姓无法通过其他路径，用公平合理、更小成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也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抗议和抗争的方式，解决他们的诉求，他们(民众)完全就是被逼上梁山。”
吴绍平表示，中国的司法制度涉及严重腐败，官商勾结问题严重，经济纠纷持续偏坦当权者的问题不改变，抗议的事件只会越来越多。
责编：陈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