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闯，大学读的是国际贸易，毕业后，因为不好找工作，就跟亲戚借了钱和同学一起开公司。
两年下来，骨感的现实狠狠地给我们上了一课。最后，合作的同学拍拍屁股继承家业去了，而我父母正在节衣缩食，帮我还账。
做人嘛，还是要点脸面的。我迫切需要一份能攒下钱来的工作。于是，就去北京某三甲医院做了男护工，包吃包住。
这工作没什么门槛，我身强力壮，适应得也快。不过，经历的各种故事，也算大开眼界了——
都知道ICU像个吃钱机器。当时我护理的一个病人刚转出ICU。我坐在ICU门口的等候椅上，整理自己的杂物，准备离开前，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带led动态显示屏的医疗床由三四个人推着，从急诊通道往ICU这边来，床头金属杆上固定着四个窄窄的输液泵，有人还推着呼吸机，有人推着监护仪。
这在ICU倒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后边足足跟着十几个人，把本来还挺宽敞的通道变成“黑压压一片”。
前边拉床的是个穿着潮牌的年轻男人，应该是家属，上去冲着ICU大门就是几拳。推呼吸机的是本院急诊大夫，慌忙抬起头来：“别砸！有门铃，旁边有门铃！”
里边的医生怒气冲冲地开门，结果一看这情况也有点懵，呆了片刻，正了正脸色才向急诊大夫说：“怎么电话刚到，人就到了。”
急诊大夫拉着ICU医生的袖子进了门：“进去说，进去说……”
治疗床、呼吸机、监护仪，急救车大夫护士，还有跟着推床的两个人先后进了门，后边的人被护士拦在了大门外。这一波人都往前挤，好像前边送鸡蛋一样，空气都被挤压得稀薄了。
这时，我眼前黑了下来，一抬头，鼻子差点怼上一个大肚子。原来有个孕妇挤到了我前边。
我赶忙起身，给她让座，她却还是往前挤。
护士发话了：“都是家属啊？那你们往后散开点，都把门堵死了，一会儿拍片的来了都进不了通道。”
她一眼扫到孕妇，有些惊讶：“这都快生了吧，跟着来做什么？家属先把孕妇带出去，留两个管事的就行，其他人都散了吧。”
然而并没有人听她的。孕妇依旧扒拉着往前挤：“我肚子里的可是长孙，爷爷醒了第一眼要见的！”
旁边一个中年女人“哼”了一声，小声嘀咕：“证都没扯，还长孙……”
孕妇中气十足地回道：“二姑，摆酒那天，你可没少往家拿！大夫让我老公推他爸进ICU，怎么不让你进去啊？”
护士看着这帮人闹哄哄的，明显生气了：“我最后说一遍，等候区只留两三个家属。另外，ICU每天只有一小时探视时间，你们得雇个护工。”
她从众人缝隙中瞧见我，伸手一指：“他就不错，他有经验。”
就这样，我还没挤出去，就被这家人雇了。我转头进了ICU的大门，看了出“土豪砸钱买命”的戏码。
这家人来自沿海著名的富庶之乡，当时还没有急救停机坪，他们找来超豪华急救车，直接把人从家乡拉到北京，其余人开着豪车，跟在救护车后边一路过来，想想应该挺壮观的。
病人是一家之主，两儿两女，大儿子膝下一女。老爷子在确认小儿子女友怀的是个男孩后，很有排面地摆了酒，但没等到孙子出生，就陷入昏迷状态。
之前推着病床进去的正好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婿，大夫就没再喊其他人进来，直接在护士站旁跟他们三个讲起了情况。大致就是：病人深昏迷时间比较长，各器官功能都很不好，可能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希望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小儿子情绪比较激动：“你们不是最好的ICU吗？无论如何，我爸得看到长孙出生！”
大儿子很不耐烦，从夹克兜里掏出烟，被大夫阻止后，改用手指敲击护士站的台面。“钱不是问题，能上的手段都上，没有的仪器花钱借也行，就算买，也能接受。”
在“不差钱”的治疗方案和家属的强烈要求下，EMCO加床旁血滤这种烧钱的治疗开始了。
床旁血滤就是血液滤过，把血液引流出来，净化过再输回去；ECMO是体外呼吸循环支持，开机就得六七万，以后每天就是小一万的治疗费用。
从这家人的对话中，看得出来，他们极力延迟老爷子的性命，并非出于亲情，而是“各怀鬼胎”——老爷子生前承诺，只要看到小儿子生下长孙，就能多分遗产，其他子女自然不答应，都想趁老爷子还有一口气，为自己多谋一份家业。
可惜昂贵的仪器仅执行了一天，病人就坚持不下去了。
他们接受这个现实后，又拒绝接受另外一个——如果病人死亡，按照当时北京防疫规定，遗体是不能出京的，必须当地火化。
家属们一致要求让病人活着回家，医生当然没法保证，只能告诉他们：“病人如果离开这些治疗手段，生命大概率就按分钟计时了。”
但没人在意这件事。
最后，直系亲属都签了自动出院的免责声明，又找来最高配置的急救车，把人拉走了。由于走得太急，治疗床把ICU的大门给撞出好大一块凹陷，玻璃都撞出了裂纹。
他们走后，护士小声说：“这个病人出不了北京吧？”
医生摇摇头：“能活过5公里就不错了。”
看，再豪横的有钱人，在生命面前，也没有特权。
退休老院长：养儿不防老
医院里总有放弃治疗的病人，但大部分昏迷以后都是没有意识的，只能由全部家属签字同意。
我要说的这个病人，是这家医院离休的老院长，据说参与了建院，此后一直在这里当医生。
即使老院长到八十多岁，离休多年，每次住院时，还是会被院领导们挨个探访，新医护人员也一直被科普老院长的卓越功勋。
老院长得的是肺心病，最常见的老年病。他轻易不住院，一有点小毛病，医院就会派医生护士去家里诊治输液。老院长住在院内的家属楼，只有他和保姆，儿女都在国外搞科研，孙子辈也在国外念书。
我看护他时，很少见他儿女打电话过来，有探病的人带着羡慕的语气提起他那双特别争气的子女时，老院长的态度却不怎么好：“他们出去就罢了，还把那么点大的孩子弄出去读书，国内装不下他们了？当初我们能从国外回来参与建院，别提多激动了……”
由于老院长身份特殊，住院的时候，医院一般都会在呼吸科腾出单人病房来，安排护工和专门的护士一对一服务。
我年轻，看起来机灵，所以护士长特意找我去照顾老院长。他的保姆每天做好饭送过来，让我跟老院长一起吃。
老院长人很好，总是让保姆拿出高级水果，分给医护和其他路过探头的病友吃。他大多时候都在看书，看大部头的专业书，也看杂志报纸。有时候没力气了，就让我读给他听。
那年正好流感爆发，好多老人去世在那个冬天。
老院长从秋天到次年春天，住了好几次院，大概觉得自己严重了许多，总是在嘱咐同一件事，对我，也对查房时的主任院长们。
他说：“我搞了一辈子医，虽然是外科，但也很清楚肺心病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好了，不抢救，不做气管插管，也不做气管切开这些有创治疗，更不要连呼吸机在那里吹着肺。我不想像活死人一样躺着，把自己变成人干。”
老院长有次看书看累了，闭着眼说：“死亡的过程我见过很多，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点也不怕，不过人死之后是什么样的，我还不了解。我不信鬼神，也不信教，但我相信死后也是有空间的。真希望能体面地去到那边。”
说罢，他睁开眼看着我。我竟然从他眼神里看出一丝调皮，似乎是在逗我，又像是嘱托：“到时候得辛苦你，帮我穿戴得帅一点，平时的西装就好，不要把我打扮成老地主啰。”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低下头的时候，嗓子却有点发紧。
想来，人的一生，生不由不自己，死也多半不由自己。
老院长后来住进了ICU，带着我一起。
有天晚上，老院长一直等的“那一刻”来了，他心跳骤停，我在ICU病房的玻璃门外等着，医生们轮流跪在床上进行心外按压，护士注射抢救药物，推来呼吸机……
在任的院长来了，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只能生不能死”。院长说之前联系了老院长在海外的子女，对方说一周后才能回国，无论如何要让他们见父亲最后一面。
那是我见过最长时间的抢救。整整一晚，到第二天早上交接班，还要分出好几人来准备随时可能发生的抢救。
心脏复跳了，又停，心外按压，电击逐个循环。
老院长最后还是插了气管插管，连上了呼吸机，鼻饲管、尿管都上了。又在大腿根部做了股静脉穿刺，用来输液。
主任在晨会上告诉医生护士，老院长在谁的班上没了，谁就别拿这个月奖金了，必须拖住阎王爷。
没人敢提老院长自己强调过，多次不要抢救，不要有创治疗，希望留住体面。
原来，那么显赫，那么特殊的病人，对自己的生死也做不了主。
为了尽量让老院长干净体面，我和保姆每两小时就要给老院长翻身，防止褥疮，翻身的同时，还要给他擦拭身体。
人到了终末时期，肛门括约肌都是松弛的，随时大便，每次都弄一床，好一点时候换个尿垫，严重时候就得三五个医护帮忙换床单，被套，擦全身。
老院长希望的尊严体面，其实都没有了，但他也不知道了。
医生说其实已经脑死亡，仅靠呼吸机维持着生理循环罢了。
我知道，照顾老院长没有额外的红包，但还是尽心尽力。
终于，老院长的子女回国了。斯斯文文的一对兄妹，都带着金丝边眼镜，儿子年长些，女儿看起来很不好惹。
她进到ICU，没有跟着兄长一同进病房，先四处环顾，凌厉的眼神让大家都有点不太敢对视。
来到床前，也不过女儿是拿着毛巾，象征性地给老院长擦了擦脸，儿子跟父亲说了几句“孙子孙女都挺好的，学业忙回不来”，告别的场景跟普通家庭差不多，可能还不如人家到得齐整。
几分钟后，他们签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一转身，他们又恢复了精英模样，在ICU里像谈生意一样，跟陪同的院领导问起了宿舍的归属、老院长丧葬费用之类的经济问题。
拖了这么久，老院长总算能走了。看着他那双儿女，我觉得他们什么都有，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疯新郎：一场改写命运的发烧
“抓捕”这个词，一般用在犯人身上，但在医院，病人偶尔也需要抓捕。
病人是高烧进来的，怀疑肺炎，很年轻，刚结婚俩月的小伙子，又高又帅，新婚妻子也很漂亮。
因为持续高热脱力，他躺在平车上被推进来，推车的是他大舅哥，他新婚的妻子身材较小，紧着步子跟在旁边，还时不时伸出手用纸巾给他擦脸上的汗。
小伙子姐姐也赶来了，被医生叫去问话，大舅哥跑上跑下去添置东西，只留小两口在病房。
年轻妻子要去给他暖壶打水，他忙拉住，说不要她再辛苦了。他往病床一边艰难地挪了挪，想让她躺在自己身侧眯一眯，妻子脸颊绯红地拒绝了，毕竟病房里人人都在看他们这对腻歪的小夫妻。
输了一天液后，小伙子退烧了就满病区溜达。他溜达着溜达着，就不对劲儿了。越走越快，眼神也越来越直，忽然窜进旁边一个女病房。
正巧有个女大夫在问诊，大夫问他跑这里来干嘛，他一把推开大夫，指着病房里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说起了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我早就认识你了”，“你是妖怪变的”……
病房门口围观了几个患者和家属，小伙子推推搡搡，场面开始混乱。护士拨打保卫科的电话，又组织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护工和男医生去追他。
经验丰富的一个老大夫喊来了小伙子的亲属，重新询问病史。
我们跟着他跑下楼梯，谁知他动作比常人敏捷得多，一下子钻到骨科护士站里，拿着板凳挟持了护士。
在他即将掐着护士脖子进入电梯时，骨科医生迅速上前，拽着他的膀子，卸了他的胳膊，他手臂脱臼了，疼痛无力，这才放了护士，并一溜烟跑了。
最终还是保卫科在一层拦截了他，急诊大夫给了他一针安定。
好好的病人输了一天液怎么就疯了呢？答案是——隐瞒病史。
小伙子除新婚妻子外，就只有一个直系亲属，是姐姐。姐姐年长很多，一个人带大弟弟，隐瞒了母系的家族精神病史，连小伙子本人都不知道，因为母亲去世时他还不记事，姐姐带他离开老家，母系的亲属也断了往来。
这一场高热成了诱因，引发了精神病的第一次发作，后续只能转到安定医院治疗。
旁人都在叹息，这么帅的小伙子可惜了。
老大夫叹了一口气，小伙子新婚的妻子才可怜呢，一场高烧，改写的是两个人的命运。
60岁的“小说男主”：从虾米到茄子
大多数时间，我都受雇于呼吸科的病人，因为那里反复住院的老年病号多，有人甚至一年要住三四次，都成了熟客，久病床前孝子难熬，所以是护工驻扎最多的科室之一。
白瑞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跟小说《飘》里的男主角音译同名，很容易就被人记住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受雇于他同屋病友。白瑞德那时还不到六十，很有精神头，带着北方人特有的大嗓门，也没有雇佣私人护工，还常常帮助病友，他老伴除了送一日三餐，就只有做肺泡灌洗的日子全天守着他。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这个热情爽快的病人，尤其年轻医护，他总是很主动地提出让实习护士给他查体、扎针，“我不怕疼，拿我练手”是他的口头语。
老白的病是肺泡蛋白沉积症，听医生说，这种病是不可逆的，只会越来越重，那时候的技术只能延缓病情发展，他需要定期来做肺泡灌洗——一个很痛苦的治疗手段。
他从一年两三次住院，到俩月就要住一次，从老伴和儿女轮流看护，到请护工，原本腰板挺直、满病区闲逛，慢慢变成了几乎整天卧床，稍有行动就喘得厉害的“大虾米”。
他脾气也逐渐变得暴躁，越是喘不上气就越生气，对所有人都喘着粗气怒斥，仿佛要喷出火来。
家里人都说“是病拿的”。后来有些护工都拒绝看护他，他老伴找到我，说我是看过他以前的样子的，知道老白不是坏人，求我做他的看护，我答应了，以后他每次住院，只要我在空挡，就来做他的看护。
由于经济压力，我不敢挑活，也尽量周到耐心，有时候会收到来自家属的奖励红包。老白的家人给得比别人要多一点，我受的气也要多一些。
别的病人输液到底了，家属刚好不在，我帮忙按铃就行。老白不一样，他手边有什么，就抄什么砸我，好的时候是卫生纸，坏的时候是杯子，水果，还故意大声说：“你是我花钱雇来的，怎么还想兼职啊？那别吃我家饭了……”
他后来憋气越来越厉害，总是反复叫我喊医生给他开药，我知道他很痛苦，但医生护士也没办法，只是让我告诉他放平心态。
这样回复的结果，就是我被骂祖宗十八代，说我没有人性，以看他痛苦为乐。我只能继续摩挲着他的背，给他顺气，防止他一口气上不来，再大喘起来。
老白喘起来的时候，脸憋得紫红，浑身都在用力，想让这口气能顺畅，开始时还只是抓着床档，后来就习惯性抓着我的手腕。
当我的手臂跟他的脸一样紫红的时候，他大概是觉得有人跟他一样了，才会好受一点。后来我机灵了，就用手掌跟他相握，这样我能使上劲儿反制一下，不然我真要残废了。
睡觉时，老白的床也不能放平，整夜端坐着睡。有几次，我睡不着，看他在夜里醒来，月光之下，半睁着眼，情绪是难得的稳定，脸上却写满苦楚。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大限将至，老白给老伴打电话聊天：“孩子都是好孩子，爹不是好爹，给他们添麻烦了，三天两头就得往医院跑……”说着，他又激动起来：“我不如早死了算了！”
我赶忙给他顺气，又抢过电话安慰了几句老太太。
老白情绪却过不去，让我去找医生护士来，要给他们赔罪，我忙说医生休息了，正巧护士来查房，是个老护士，会说极了：“您啊，别老瞎想，咱们都知道您是老病号，优秀病人，最知道体谅、配合我们的。早点睡吧，明天老伴来，看您脸色不好又得着急。”
后来，老白的每次肺泡灌洗都把他折磨得不行，他最后的日子，脸憋得像紫茄子一样。
在一个寻常的午后，老白走了。
过了一些日子，我看护别人时，听见大夫说，老白的肺泡到后期几乎没有一点张力了，像一张没有弹性的玻璃糖纸——他是生生被憋死的。
他之所以痛苦到最后，是因为从始至终都是清醒的。
像老白这样的病人，在医院里最常见。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丰功伟业，跟病痛对抗着，最后离开这个世界。
偶尔会有人提起，但时间久了，就没人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