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寻求长期对华竞争，但又没有定义这种竞争的终局是什么，因此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美国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拜登政府也没有言明，所以面临共和党的攻击。替拜登政府政策辩护的人则认为，拜登政府政策符合一个广泛共识，即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美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应对之”。这是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9月16日刊登的一篇题为《反对“对华强硬共识”的理由》文章观点，作者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前幕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她认为，在当前中美关系紧绷的氛围中，美国仍然存在就对华政策进行辩论和完善这些政策的政治空间。美国政策制定者要以此次权力更迭和公众态度尚未统一为窗口，寻求调整对华关系，使其更加稳定、更加积极、不那么被动且富有成效。
她认为，哈里斯和特朗普采取的典型竞选策略就是表达对华强硬，而美国国会议员夸张的言论和围绕中国议题的各种听证会也搞混了“与中国实体相关的合法商业、科学和教育活动”同“对美国安全构成安全风险或让美国处于弱势的中国实体活动”之间的界限。美国对华政策共识看似在加强，实际看上去更肤浅、更不稳定。在这种瞬息万变的不稳定环境中，美国新一届政府有机会制定一种更正向、不那么被动（more affirmative and less reactive）的政策，降低紧张程度，专注于降低风险，同时保留连接中美的庞大关系网络的益处。
中美要努力达成“有原则共存”
文章提到，共和党习惯于批评拜登政府对华外交接触就是“弱化”美国地位，坚信通过扩大美军存在和对抗性举措迫使中国“屈服”。但这种主张在特朗普时期已被证实不可能成功，只会加大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并疏远和激怒那些不愿意选边站的盟友。拜登政策采取的策略就是降调捍卫国际秩序的紧迫性，并且和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解决跨国问题。
但是，在更广泛的美国公众和政策对话中，挫败中国的冲动往往占据主导，压倒为实现两国共同目标和推进美国利益而做出的努力。比如，美国有关“赢得21世纪”的说法反而强化了中国对美国“零和博弈”的认知，加速了太平洋两岸为冲突做准备的步伐，也让两国的批评者很容易对正常形式的外交、商业和科学互动进行嘲讽和批评。
两个国家都强调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彼此目前的政策组合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中美重启了外交接触与沟通，尽管美国官员不使用“对手”或“敌人”一词来形容中国，但“竞赢”中国这一定性基本渗透到了双边关系的每一个领域。这导致双方的互利交流也很难被证明具有合理性。中国强调要稳定对美关系，促进人文交流，但中国的一些做法也加剧了美国的担忧，比如减少对关键技术进口的依赖、强化中俄关系等，都加深了美国的敌意和猜疑。
两国的零和言论和对冲突的准备，正进一步使双方逐步陷入敌对和疏远，从而加剧对最坏情况的担忧，并削弱战术保证的可信度。双方恢复高层接触和峰会是必要的，但这还不足以阻止中美关系持续下滑，尤其考虑到明年美国新领导人的更替。外交可以帮助纠正彼此间夸张的误解，但如果双方不能在“有原则的共存”方面付出更多，那外交手段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双方关系而已。
中美融合的重要性与好处
为了阻止这种恶性循环，中美需要确定两国希望看到的结果，避免以“减缓对方发展”或“超越对方”的步伐来衡量成功。换句话说，追求韧性和威慑，而不是主导地位或霸权，将使中美走上更稳定的道路。冷战后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单极化地位是“例外”，而不是需要维持的“常态”。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渴望在每一个领域和每一项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向新一届政府的过渡为必要的调整提供了机会，使美中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将欢迎这种转变，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不希望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中站队。在美国国内，两个非营利组织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两党中的多数人都认为避免战争和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比为潜在冲突作准备更重要。这些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存在就对华政策进行辩论和完善这些政策的政治空间。
结构性力量正在影响中美之间的权力动态，但未来仍未可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作何选择。
第一，技术发展的本质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准确预测新兴技术将如何重塑日常生活和战争形态。因此，中美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融合，以便探索和学习新的技术进步。如果某一领域的技术领导者是中国人，华盛顿应该希望美国公司能够获得最新创新成果。目前，中国制造商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方面遥遥领先。例如，美国可以授权中国技术在美国建造电动汽车工厂，这将有助于构建美国国内的专业技能，并帮助美国汽车制造商更快地过渡到顶级技术。
第二，保持多样性是好事，但美国需要对“脱钩”和“去风险化”设限。重塑国际供应链会带来通胀成本。华盛顿也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得了战略利益。美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但会阻碍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且会激励中国企业更加依赖中国政府和国内供应商，这两种局面都是美国制定政策时所避免的。比如，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虽然可以保护战略部门，但也可能减缓美国的技术进步。平衡经济和技术一体化的风险和收益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
第三，中国专注于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有助于中美探索缓解紧张局势的方法。美国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不应在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和辩论的情况下就下意识地认为中国的目标是“极端”和一成不变的。比如，中国实现统一目标就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时间和方式并非固定不变。美国应该提高威慑力，但也应该明确表示，其威胁也取决于中国的行为方式。这种保证不是让步，而是为了让中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第四，华盛顿的许多人得出结论，美国与其让中国减速，不如让自己跑得更快。为了保持美国作为全球人才和创新中心的地位，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鼓励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包括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来美国、在美国留下来，为美国的科学进步做出贡献。美国在打“国家安全牌”以保护美国的研究成果时，必须经过仔细商讨，以免扼杀美国本想要保护的资产。
要正确认识中国
以此次美国权力更迭为契机，中美有必要调整双边关系，使其走向更加稳定和富有成效的道路。美国的伙伴和盟邦也将欢迎这种调整，因为它们大多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不想在中美大国竞争中选边站。根据非营利组织“美国国家安全行动和外交政策”（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and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2023年委托举行的一项调查，两党多数选民认为，避免战争和缓解对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目标，比为潜在冲突做准备更重要。这种民调表明，美国国内仍然存在讨论和改进对华政策的政治空间。
对华示弱并没有让政客付出预期政治代价。比如，特朗普积极称赞中国、反对封禁TikTok也没有削弱他的公众支持率。保护主义也没有带来预期的政治收益。尽管拜登政府扩大了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对华关税，但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卡车司机联盟”（the Teamsters）的领导人还是出席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美国政策制定者要以此次权力更迭和公众态度尚未统一为窗口，再次审视和完善自己的各种对华假设，了解中国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以及这些行为对美国的利益是否构成威胁，或者威胁究竟有多大，以便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陷入恐惧，贪图政治上的便利，就会陷入二元思维的陷阱，将外交接触等同于绥靖政策，将中国出生但身在美国的个人（或在中国的美国人）等同于诈骗。这种心态是危险的，也是自欺欺人的。在美国，出生在中国或具有华裔血统的人不应被一概视为“第五纵队”（fifth column,即敌方间谍）。美国基于国籍颁布禁令或签证限制，将损害体现“非歧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的美国理想。
美国应对中国挑战时绝对不能损害美国本该保护的优势和收益。目前，美国公众和政策对话聚焦如何对抗中国，保护美国工人、基础设施、技术和知识产权免受外国威胁。但这种视角淡化了这些表面上为了强化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对美国民主、社会和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与活力带来的伤害。所以，无论谁担任下届总统和之后数年的美国领导人，正确处理中国问题对美国的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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