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和小刘视频时，她刚刚搬家到意大利的米兰。
搬家和出差都是小刘这几年绕不开的话题。佛罗伦萨是她第二份工作所在的地方，此前她在格拉斯哥（英国苏格兰的一座城市）和米兰读书，毕业后在博洛尼亚工作了一年，又在佛罗伦萨居家办公了一年，然后开启了半年国内，半年国外的生活——
因为工作合同签在广州，需要频繁到国外出差，小刘得以半年住在广州，另外半年辗转于土耳其、约旦、摩洛哥等国家。2023年，她又换了一份工作，重新回到意大利。小刘自己统计，在过去的七年，她“辗转过四个国家，居住过七个城市，短至四个月，长至两年”。旅居也不过如此。
小刘在土耳其拍摄的照片
即便如今已经定居意大利，但小刘还是在频繁出差——搬家之后，她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伦敦，在出差间隙和我约定了视频通话的时间。
在小红书，探讨如何实现半年国外，半年国内生活的笔记，参与讨论的人不到一万，却有4.8万人收藏，围观别人是如何过上这种人生的，有没有一种方法适用于自己。
通常来说，富人会世代留在宅邸中，穷人没能力逃离，中国过去20年高速发展创造的中产家的孩子们，则以很高的频率四处移动。起初，我想和小刘探讨她的“旷野人生”，但在两次通话之后，我在她的故事中看到了当代留学生，甚至当代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困境——留学含金量的丧失、海内外生活的艰难抉择、理想与现实的割裂、追求自由的代价，和背后弥漫的不安的情绪。
文｜Zijing
编辑｜oi
留下来，为了不让父母的钱白花
飞往格拉斯哥的那天是阴雨天，小刘至今都记得——那是她第一次出国，来到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国际交换。英国的云层很低，快要降落时飞机才穿出云朵，这时小刘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来自工薪家庭的县城女孩，竟然真的实现了中学时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出国留学了。想到这里，她心中一阵恍惚。
小刘在格拉斯哥拍摄的照片
和许多留学生一样，小刘初到异国他乡，经历了被新鲜事物围绕的欣喜和满足，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的社恐和胆怯，还有对父母拿积蓄供给自己出国的不安。
小刘对自己家境的描述为“工薪家庭，家境一般”。虽然出国前拿到了一笔奖学金，但父母还是掏出了“小半辈子的积蓄”供小刘在国外学习和生活。对于这件事，她倍感压力，在英国时经常因为自己的“无所事事”而内疚和羞愧。
但似乎正是这份不菲的付出让小刘动了留在国外工作的念头。在米兰读研时，念头愈发坚定——她希望在回国之前有所成就，为了不让父母的钱白花，为了证明自己，为了在未来风光地回去。
小刘提到《Five Hundred Miles》这首歌，说里面有几句词很好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Not a shirt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ole way.(我身无分文，身无分文。上帝啊，我不能就这样回家。)
“很多人读了硕士之后就回去了，做一份跟没有出过国一样的工作。我很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她解释道。
究竟过上怎样的人生，留学这笔钱花得才算值得？对于小刘这样出身普通的留学生来说，这种困惑并不稀奇。
事实上，出国读硕士，博士的人大多出自非富裕家庭。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23中国留学生白皮书》，2023年想要出国读硕博的人群中，43%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下，占比最高。
如今，小刘已经经济独立，挣得比父母多，也游历了许多国家。至少在外人看来，小刘是成功的，父母七年前供她读书的钱也没有白花。
但没有“回本”的留学生也大有人在。今年夏天，一位十年美国“留子”花百万留学，归国后月薪7000的故事登上热搜。除此之外，青岛留学生归国后送外卖，耶鲁文学硕士毕业找不到工作等故事层出不穷，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新一代留学生正在经历理想与现实，投入与回报之间日益增大的落差。
根据《看天下》，凤凰网等媒体的介绍，这位留美十年，履历优秀的留学生Alex在海外读书期间一共花了500万人民币，回国后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税前月薪7000元的工作，住在单位宿舍，每天为生活精打细算。
Alex的故事只是个例，但留学生群体的困境的确存在，并且在近几年愈发明显：他们要面对日益攀升的留学成本，面对逐渐上涨的留学生数量，回国后还要接受自己不再饱受优待的海归身份。今年夏天，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九成的海归认为回国求职有压力，原因包括岗位有限，竞争激烈；海归人数增加，优势不再突出；担心薪资不达预期，很难回本；担心自己不能适应国内的高压职场环境。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一种强烈的落差与不甘的情绪。这种不甘也不难理解：在人生的起点，数十万元铺在脚下，留学生们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元的生活方式。对于不少成绩优秀的人来说，他们在国外读书时付出的努力，熬过的夜也丝毫不少。
富裕社会里的穷人，比穷人社会里的穷人，过得更加痛苦。不只是物质上的贫穷感，还有身处贫富游戏里，资源不够的无力感。
在留学还被称作“镀金”的年代，这些金钱和精力上的付出大概率可以换回直观的回报，比如更诱人的薪资，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如今，不少人归国后依然要和非留学生一起卷入剧烈的竞争之中，花出去的钱就像打了水漂。
如今再讨论起留学的意义，我们开始着重强调“体验”“见识”“人脉”等难以精准衡量的价值，但这也恰好说明了留学的直观价值正在减弱。对此，不是所有留学生都可以一笑了之。Alex曾在自述中写道：“我留学回来关系好的朋友，都唉声叹气，有的还在思考出路。”
回国发展，还是留在国外？
“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在小红书上，“回国后不适应”的关键词下有356万多篇笔记，“回国后再出国”下有100万篇以上。
因为工作原因，小刘有机会体验了一把网上热议的“半年国内，半年国外”的生活方式，也是那篇悉数这种生活利弊的文章成为了她尝试自媒体后的第一篇“爆款”内容：2000多个点赞，近500条评论。
我也是因为这篇笔记认识她的。谈到这篇爆款，她笑着告诉我自己踩中热点了：“我也刷到了很多（半年国内，半年国外的内容）。”
在入职这份工作之前，小刘曾动了回国发展的念头，并为此辞了职，买了从意大利回国的机票。
那时是2022年，意大利的工作开始让她感到平缓，乏味。反观从意大利回国的朋友们，生活却比自己更好。
结果世事难料——因为疫情，原定的航班取消，边境管制严格，回国变得遥遥无期。小刘不想坐吃山空，找到了一家总部在广州的互联网公司，从伊斯坦布尔顺利入职，也开启了自己半年国内，半年国外的生活。
小刘选择这份工作，起初是出于经济上的危机感——“得找份工作挣钱”。结果意外“解锁”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回不回国？”是困扰留学生群体的另一大难题。在网上，纠结毕业后是否回国的人不在少数，情况也大同小异：家乡已没有归属感，国内外巨大的生活和文化差异让人产生割裂感，重新适应国内生活需要付出额外的身心成本。但是留在海外，又要面临对父母的牵挂、种族歧视、通货膨胀、永居身份等问题。
作为在国内外都生活和工作过的留学生，小刘说她在广州居住的那段时间里，并未完全体会到真正本土的国内生活，反而遇到了反向的文化冲击。“我大学在上海，当时也不觉得大城市很疏离，很冷漠。但是当我在意大利生活了四五年之后，再回到国内的大城市，我就很不适应，觉得很冰冷。”小刘说道。在欧洲习以为常的，和陌生人的small talk（闲聊），在国内并不总是会得到回应，甚至有人还会在她随口搭话时惊恐地躲开。
“欧洲的留学生，非常活在当下。”小刘回忆道。在佛罗伦萨的时候，小刘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弹吉他、玩滑板，外出时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还有一些“奇葩老外”。
相比之下，她发现国内朋友的关注点大多聚焦在挣钱、买房、落户、进入大厂的话题上。
后来再回忆起那段日子，她认为这些经历和自己住所的位置有很大关系，也和自己的心态有关：“当时住在CBD附近的街区里，钢筋水泥般的生活，没有什么人情味。”
对于割舍不下国内生活的留学生，环球旅居，数字游牧等生活方式成了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当然，还有小刘实践过的半年国内，半年国外。
小红书的笔记里，很多人想要“润”出国，哪怕以旅居或者出差的形式短暂逃离的原因，都是对自己在国内所处环境中主流思维、行为模式的一种不满——父母催婚、公司内卷、身边人的“按部就班”让自己产生年龄焦虑。
让小刘决定回到意大利的，是她同性恋的性取向。她和伴侣都认为，离家远一点，自己和父母都能更轻松。
但即便如今定居在欧洲，小刘也不认为她割舍了自己国内的身份，变成了思想西化的“香蕉人”。
“我完全是一个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很多生活习惯，思想观念都是从国内带出来的，根深蒂固。”她坚定地告诉我。
走到哪都爱吃中餐是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和意大利文化差别最大的一点在于自己对业绩、职场地位等“世俗成功”的执着追求。往上走——她觉得这是很传统的国人心态。那种所谓“东亚式”的紧绷感，她也有，而且无法摆脱。
小刘说，很多意大利人，或者早早出来读书，心态被影响的留学生都有一种享受生活的态度：能挣一个维持生活的薪水，每年八月都能去山里和海边玩就够了，不想把自己逼得很近，推着自己在事业上往上走。
她曾经也冒出过这些念头，追求一种“终极的自由”。“工作嘛随便做做，只要能存点钱偶尔去海边，日子就不算太差。”她曾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
她也矛盾过，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哪种生活，但是最近突然接受了自己“还有一道坎要过”，那就是收获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证明给自己看，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自由”的代价：漂浮感、孤独、和“附近”失去联系
从意大利搬到土耳其后，小刘感受到了“频繁出走”带来的负面情绪：一种没有归属，始终孑然一身的迷茫和漂泊感。
小刘和同事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富人区，但是陌生的地理环境和全新的人际关系让她失去了与附近的连接，对生活的掌控感也荡然无存。这时候，她想起自己对意大利住所是如此熟悉——“向东走五分钟有复古集市，向西走十分钟是沿河的公园”，而身边的朋友又如此之多。她开始怀念意大利的好，但不敢裸辞，也无可奈何。
意大利住所附近的景色小刘拍摄
在半年国内半年国外这看似令人兴奋的节奏中，因为要频繁更换国家，不断适应新环境，小刘内心的漂泊感也被放大。无论是在广州，伊斯坦布尔还是约旦，小刘都需要重新建立友谊和生活体系，但是每次刚刚对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有了一点了解，又要背上包向下一个地方出发了。新的友谊难以被巩固，旧朋友又渐行渐远。
哪怕最后换了工作，搬回意大利，这种状况也并没有好转。回到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小刘对“物是人非”有了实感：虽然城市没变，但朋友都已离去，居家办公的模式导致她大多数时间都是独处，小刘形容自己一度快要抑郁。
她认为自己失去了一些很基础的东西，但也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只觉得没了它，自己哪怕在外面玩得很开心，一回到家，没人说话的时候，状态就会很不好。
她也曾思考过背后的原因。她觉得自己的主体性越来越弱，年轻时也曾坚定地，自发地做出许多选择，不希望被干涉，但如今越来越需要从周边的人和事物中吸收养分。“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来填充我的生活，或者替我做决定的话，我就会有点迷茫。”小刘告诉我。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频繁辗转于各个国家，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心境，许多人并不陌生，毕竟由“不满”而催生的逃离式行为，堪称当代青年的主旋律——至少在网上看是这样的，具体的表现包括频繁跳槽，和对“远方”的过度美化。许多人在国内和国外生活之间的举棋不定，也带有强烈的逃离意味。
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主体性，鼓励遵从自我意愿，追求自由的环境中。网上那么多“旷野人生”的成功案例，总让手机前的你我也跃跃欲试。但人类学家项飙曾对于逃离式的行为提出过警示。
项飙认为，当代社会的流动成本太低，让人遇到问题后倾向于离开眼下的“小环境”，而非对问题进行认真的对待与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要考虑清楚自己的离开是一种救赎，还是单纯的逃避。
在他看来，频繁逃避，却不能改变自己基本生存状态，是许多人产生无力感的重要原因。
结语
杨绛在看过钱钟书的《围城》后，曾做出过这样的点评：“围在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搬家和出走，小刘对于“围墙”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解：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问题，生活在其中时就会把缺点放大。而人只有在离开了才会怀念，才会知道上一个地方的好。
就像她在社交媒体上描述刚到约旦时的自己一样：“在城堡山上拍下这张照片时，她对约旦的魅力还一无所知。”
而小刘的故事让我意识到，年轻人在迷茫、不安、出走、满足、安顿的情绪和行动之间游走，或许正是在身体力行地完成对自己的探索，对不安的对抗。永远的满足并不存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最适合自己的方法，不断解救自己那颗受困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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