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年代至今,朝鲜半岛牵动一系列国际风云:1950年韩战爆发,中美在半岛直接交锋,海峡两岸的分治格局也基本确立;在中美接触的1970年代,处理朝韩关系成为中美合作一大板块;甚至到了俄乌战争进行当下,朝鲜援俄疑云仍在搅动中美、中欧关系。
11月29日,台湾大学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Korea Foundation合作举办“中美关系与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转型”演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主讲,台湾大学国家发展所教授、欧盟莫内讲座叶国俊主持,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国际长郭铭杰与谈,许多两岸学人学子共同参与。围绕演讲内容与讨论,《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与读者回顾中美“共管”朝鲜半岛何以成形,本篇为第一篇,聚焦毛泽东时代。
美苏冷战影响中国半岛政策
沈志华首先指出,现在亚洲有几个爆发点,台湾海峡、南海与朝鲜半岛。而从朝鲜战争到现在,中国的半岛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南朝鲜,到支持金日成和平统一南朝鲜,再到邓小平跟韩国建交,再到冷战结束后跟美国共同推动六方会谈,再到六方会谈失败,变化幅度非常大。
首先是跟韩国的变化。沈志华提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两国从互不承认到建交,时间非常长,1973年韩国就主动提议与中国建交,中国一开始不搭理,一直拖到1992年,将近20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情况:从提议建交、中间谈判到建交成功,花了近20年;第二个特点,中韩建交过程中,中国外交部长期没有参与,一直到1992年的3月,外交部才真正参与,最后中韩在同年8月宣布建交,20年谈判外交部才参与几个月,显示中韩建交中的高层秘密交往时间,要远远大于两国正式会谈,期间双方公开互动主要是靠民间外交,例如体育、经济,即便高层交往也是私下。
再来是跟朝鲜的变化。沈志华指出,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朝鲜不希望中国跟韩国建交,“当时朝鲜的意思是,我们支持你们不搞两个中国,你们也要支持我们、不能搞两个朝鲜”。而本来中朝双方认知相同,但最后发展证明,不搞两个中国的坚持还在,不搞两个朝鲜的坚持崩溃了,朝鲜最后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沈志华接著回归宏观结构,表示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也对中国的朝鲜政策造成影响。从中美和解到1979年中美建交,到最后中韩建交,甚至再往后六方会谈,中美之间密切合作,“很多事情都是双方在底下商量,再拿到台面上去”,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朝鲜半岛事务很难往前推进,例如联合国这关就过不去。
而苏联对中国改变朝鲜半岛政策,也有非常微妙的作用。沈志华表示,起初苏联的作用是监视中国、阻止中国跟韩国建交,并且常以中韩走近刺激平壤,例如中国刚做一单生意,《真理报》就披露出来,而中国为了不被苏联利用,就只能立刻收回。因此苏联长期都是障碍,但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后,苏联反而成了中国改变政策的敲门砖,例如中国想跟韩国建立贸易代表处,就等苏联先建立,这样中国就没压力,其实当年的东欧国家也是一样。
“另外还有像1991年朝鲜、韩国一起加入联合国,原来都是苏联在前面挡著,中苏都是常任理事国,都可以投否决票,但一般苏联投了,中国就不用担责任,就跟著就好了。”虽然1990年苏韩建交后,中国就被推到前台,但其实一直到中韩建交,中国每一步都躲在苏联后面,苏联进一步,中国才进一步。
中苏分裂推动变局
沈志华提出,如果从时间来看,中国的朝鲜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70年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
第二阶段就是邓小平前期,1977年到1983、1984年,这段时期是过渡时期,中朝与中韩关系维持了毛泽东时代的特点,但是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第三阶段是性质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到1992年,如果要再分的话,1991年底到1992年初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但基本上可以放到第三阶段,也就是邓小平时代后期。
首先是第一阶段,毛时代。沈志华表示,中美关系发生变化,是中国改变朝鲜半岛政策的前提,但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前提,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1968年“布拉格之春”发生,这件事对毛的刺激非常大,认为苏联也可能在未来对北京进行类似偷袭,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于是上升到了第一位,双方原来只是意识形态冲突,没有实际安全问题,虽然1962年后中苏边界就有小规模冲突,却还没有构成威胁,但“布拉格之春”后情势有所改变,1969年就发生了珍宝岛冲突,接著就是新疆的铁列克提。
沈志华指出,毛泽东虽然决定跟美国建立关系,但毛泽东决定的对美和解,跟邓小平后来推动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又有很大区别,毛泽东是把这件事当成策略,唯一考虑的就是中国的安全问题。所以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在理论、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层面,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态:意识形态上,中苏分列后,中国本来是要领导第三世界,反美又反苏,整体来说还是要取代现行国际体制、搞世界革命,但中美关系变化后,世界革命的理想就放弃了,因为中国加入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就是进入了现行国际体制,并且要与其他国家共同建造、维系这个体制,那要不要放弃世界革命呢?不行,因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转不过这个弯。
沈志华说明,当时泰国总理、马来西亚总理也找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已建交,中国外交部也一直说要展开经济与文化交流,但中联部一直在背后给各地共产党发枪、发钱、搞游击战争,要推翻当地政府,“中国究竟是想跟我们好,还是想推翻我们?”显然,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矛盾,外交部跟中联部打起来了,但毛泽东也解释不了,只能说“党是党的关系,国家是国家的关系”。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党和国家都是一个人领导的。总之毛泽东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沈志华指出,朝鲜半岛问题也是类似模式,原本中国是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但跟美国建立关系后,就必须要放弃前述坚持。可是为了维持中朝关系,中国又不能放弃支持统一。
甚至连国内政治也是。沈志华提到,其实毛泽东知道,大家都反对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没办法放弃,就像他之后说的:自己一生就做两件事,打台湾、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没完成,后一件事大家都反对。所以毛晚年确实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
中美缓和与四大共识
沈志华指出,中美缓和后就必须处理朝鲜问题,因为1968年金日成藉著越南战争升级,也想在朝鲜半岛也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统一,挖地道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甚至都能挖到青瓦台。因此中美关系和缓后,双方就对朝鲜半岛达成四点共识。
第一条就是朝鲜半岛必须维持和平稳定,中美都是这个要求,到现在都一样。所以后来中国也坚持要求朝鲜弃核,以及近来中国领导人说的,不允许朝鲜半岛发生动乱,都是1970年初一脉相承下来。沈志华指出,当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与周恩来会谈、毛泽东与尼克逊(Richard Nixon)会谈,都强调这一点,所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美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到现在都没变,且从国际热点来讲,朝鲜半岛应该是中美利益最一致的地区,与中东、欧洲冲突相比。
第二条是双方都承认对方小兄弟的政治地位,中国承认韩国、美国承认朝鲜,不是只外交上的客观存在,而是承认对方的客观存在。沈志华说明,中国原本没有正眼看过韩国,报纸上出现都是傀儡、匪帮,就像蒋介石说大陆是共匪,道理是一样的,而美国原本也是这样对朝鲜,认为朝鲜只是苏联卫星国。但中美和解后,双方就承认了彼此小兄弟的客观存在,这就为将来的打交道提供了前提,中国方面的说法也变了,改称呼韩国是南朝鲜、李承晚当局、朴正熙当局,也就是用中性的词、不用谩骂的词;而韩国原本也不称大陆是中国,当时的中国是指台湾,讲大陆都用中共,这点随著中美和解也有所修正。
第三条,双方都要维护自己盟国的基本利益,但同时控制自己的小兄弟,中国要保护朝鲜的利益,但同时保证不让朝鲜生事,美国也承诺保证韩国利益,但也保证不让韩国主动打北方,只要中美协调一致、看住各自小兄弟,朝鲜半岛永远不会生事,这是基辛格的话;用尼克逊的话讲,就是朝鲜人容易动感情、容易生事,我们两国必须避免双方再起冲突,导致两大国被卷入冲突漩涡。
第四条最重要,中国承认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存在,是朝鲜半岛安全的压舱石。沈志华指出,这跟中共过去想法完全不同,原本中共认为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存在,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这跟朝鲜的立场与看法是一致的,因为朝鲜提出所有问题的解决前提,就是美军必先撤,美军占领一天,朝鲜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沈志华提到,自己看了周恩来当时与基辛格会谈的事前计要,一共列了十条重点,其中一条就是美军撤出朝鲜半岛。会谈时,周恩来就要求美军撤出,但也提到,美军撤出后朝鲜半岛就是政治真空,如果日本进来怎么办?基辛格第一次会谈没有对此做出反应,但回去后就跟尼克逊商量,第二次会谈时,基辛格就向周恩来交代了美军在朝鲜半岛的用意:一方面是防止朝鲜南下,一方面是压住韩国,更重要的是防止苏联、日本进入朝鲜。
周恩来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回去就向毛泽东汇报,表示对于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功能作用,应该重新思考。因此后来中国的表述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中国与朝鲜立场相同:美军撤离朝鲜半岛,是朝鲜安全稳定、和平统一的前提;之后就变成,希望美军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撤军,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承认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存在,一直到现在。
沈志华指出,这四条共识非常重要,也是中国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重要表现,一直到邓小平时代,这几条都一直坚持下来。之后在1972、1973年处理联合国军撤军问题、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时,也是因为双方达成了这几个共识,所以中美一起处理。
来自盟友与文革的波澜
但对于中美和解,沈志华指出,中国当时的铁杆盟友阿尔巴尼亚其实非常反对,“从来都是中国带领我们反美帝国主义,但现在你自己跟他眉来眼去,那我们怎么办?”所以阿尔巴尼亚最先反对,但霍查(Enver Hoxha)也在党内有一个讲话,“我们虽然坚决反对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现在政府的援助主要来自中国,一反对援助就没有了,我们等援助到位后再反对。”所以阿尔巴尼亚真正跟中国撕破脸是在1976年、毛去世以后,后来中国援助确实也停了。
而不只阿尔巴尼亚,越南也反对。沈志华指出,周恩来非常担心,所以亲自到了河内,表示中国即将跟美国建立关系,但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越南当然是听不进去,同样坚决反对,只是越南也受制于中国援助,所以也不好公开表示。不过1975年巴黎和谈之后,越南就不需要中国了,自此中越关系就开始分裂,1979年双方甚至打了一仗。
在这之后当然就是朝鲜。沈志华提到,越南跟朝鲜在中苏分裂以后,都是脚踩两条船,既跟苏联友好、又要中国援助,周恩来专门去了平壤跟金日成解释,金日成则表现得非常理解,称中国跟谁好都没关系,重点事能给朝鲜带来什么利益,金日成向中国要求三点:第一,撤销联合国的韩国委员会;第二,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第三,让美军撤出朝鲜。周恩来表示尽力促成。金日成再提,朝鲜也想跟美国建立关系,周恩来则表示可以考虑。
沈志华说明,其实金日成很早就想跟美国建立关系,但苦于美国不理会,不过中美和解、特别是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就给朝鲜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后面邓时期的“交叉承认”。后来果然到了1975年,韩国委员会就撤销了,当然中美也商量好不能让韩国丢脸,所以不以联合国撤销的方式进行,而是由美国与韩国沟通,希望韩国自动取消,最后就是这样达成,联合国也没有做决议;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其实就是以美韩联合司令部取代,这个也办到了;但美国撤军这件事就无法处理,因为中国也不希望美国撤军,美国也做出姿态,看似要撤,其实总有部队留下。这其实就是中美双方达成的交易,朝鲜很多问题就是中美和解以后,双方共同商量。
不过沈志华也提到,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外交路线存在自身矛盾,所以有的事情做得不彻底,另外国内政治也是个问题,所以处理跟美国的关系、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后来基本都是周恩来在处理,但当时周恩来在国内政治的上与江青的矛盾非常严重,虽然江青是管文革,但是也有一批干部倒向四人帮、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一帮人,例如外交部的几个官员,因此他们经常有情报汇报给江青,江青就会向毛泽东咬耳朵。
沈志华进一步说明,所以在1973年10月,周恩来处理朝鲜半岛事务原本处理得相当顺利,但中央政治局在11月召开了会议,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卖国求荣、投降路线。当然周恩来不承认。这个情况周年谱、邓年谱都披露过,但是详细的档案现在没有查到,就是到底怎么批斗的,真相不太清楚。现在历史纪录描述的,就是毛泽东受四人帮蛊惑,批判了周恩来。
沈志华提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邓小平出山,毕竟1974年后周恩来就因为膀胱癌在家休养,无法主事,但四人帮又不懂,笔杆子管不了国家,只好让邓小平出山。但毛泽东又怕邓小平否定文革,虽然他知道邓小平能干,但也担心他出来后会跟江青闹矛盾,所以要邓保证永不翻案,不否定文革。
沈志华说明,因此邓小平出山后,一开始基本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做为。他自己看了当年的谈话记录,“基本上邓就是不断往后躲,美国人提任何方案他都搁置。”沈志华表示,这跟外交部内部矛盾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周恩来当时想提黄镇当外交部长,但江青他们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已经提了乔冠华,黄镇最后就被派到美国当驻美联络处主任。“我看了黄镇的材料,包括美方的档案,其实黄镇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什么都要请示,但国内都不批,乔冠华那时主要跟著四人帮走,态度非常强硬。”
沈志华表示,所以大概1974年、1975年一直到1976年,中韩关系没有任何推进,中美关系也没有任何推进,但中美1972年就签了《上海公报》,却一直到毛去世都没有在建交上的进展,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情况。
沈志华补充,第一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韩国1973年就提出“北方政策”,要跟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改善关系,但中国没有任何回应,关键就是怕得罪朝鲜。而在1971年到1976年,是中国对朝鲜援助最多的时候,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因为毛泽东觉得自己愧对金日成,还特别下指示:跟朝鲜做生意不算经济帐,我们只算政治帐。那时朝鲜到中国来要装备要武器,也都是免费的,往往拿张清单就要运走武器,从来不付钱。在这一阶段,中国既要跟美国建立准盟友关系,又要跟朝鲜维持盟友关系,很多政策都是相互矛盾的,但代价也很大,且跟韩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