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最高领袖哈梅内（Ayatollah Ali Khamenei）及其核心圈将如何应对，以及全面战争是否已不可避免。 抗议爆发后，哈梅内米尼在2次演讲中，展现维护政权的坚定决心。 他直指美国和以色列是骚乱的幕后黑手，并警告其将承担严重后果。 同时，他将抗议者贬为“暴徒”和“被外国势力蒙蔽的幼稚之徒”。
对伊朗民众而言，这套说辞令人痛心疾首，也不陌生。 从1999年7月学生抗议、2009年“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到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起义，哈梅内伊在每一波重大抗议浪潮中，都采取类似的应对策略。 尽管这类的演说很少能震慑抗议者，但其核心目的是向政权安全部队保证最高领袖的立场坚定。
与此同时，哈梅内伊通过宪法手段掌控伊朗国家广播公司。 尽管近年出现少数名义上的非国家电视台，但均受严苛审查。 当然，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已侵蚀传统媒体垄断地位，使信息传播更难管控：随着网络普及，全球抗议运动形态已经改变。 不过，伊朗是个例外：多数社交媒体平台仍遭封锁，用户只能通过虚拟私人网络（VPN）造访。
更有甚者，政权在危机期间屡屡实施全面断网，最著名的是2019年11月的抗议活动期间。 那次断网时间是史上最长，网络何时恢复尚无定论。 伊朗政权透过在动荡高峰期切断通讯，不仅掌控话语权，更阻断抗议者透过更紧密合作壮大声势。 仅有少数拥有卫星接收能力的公民得以向外界传递镇压的规模与残暴程度。
哈梅内米尼长期的优先事项之一，就是系统性削弱独立的政治与公民力量。 知名人士不是遭监禁，就是被电子脚镣等设备持续监控。 知名人权律师索托德（Nasrin Sotoudeh）等人在多年监禁后，健康严重受损。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哈玛迪（Narges Mohammadi）等人则被再度逮捕入狱。
如今留下的是一片哀伤的国度，年轻人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上街头，却遭遇杀戮、伤亡或囚禁。 律师被禁止为被拘留者辩护。 据报道，监狱医生被阻止治疗受伤抗议者，任其伤重不治。 家属为领回亲人遗体，被迫支付致命子弹的费用，然后在严密监视下举办葬礼。
不过这次或许不同。 去年与以色列的12日战争期间，许多伊朗人尽管反对政权，仍谴责以色列行径，并呼吁停火。 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浪潮席卷全国。 尽管以色列强调其打击仅针对军事目标和政权相关人员，民众并未因此反对国家。 不过这种脆弱的情绪如今已经破碎。 史无前例的镇压，以及据报有近12000人丧命，彻底改变了公众的态度。 许多伊朗人意识到，仅靠非暴力抵抗无法终结独裁统治，外部干预或许已成为唯一出路。
讽刺的是，正是镇压的规模使哈梅内陷入困境。 若再度与美国或以色列爆发战争，伊朗境内境外的人民都表现出更强烈的支持意愿。 许多人认为，既然国内部队能屠杀12000人，定点军事打击的代价未必更高。 政权的暴行不仅凸显了伊朗的人权灾难，使国际舆论更加反对该政权，也使伊朗国内舆论摆脱了本能的爱国主义。
因此，哈梅内米陷入了自设的困境。 在国内，他透过压倒性武力重新掌控局面，至少暂时将政权从崩溃边缘拉回。 但此举也缩小了他的战略选择空间，若战争爆发，政权将面对一个远不愿在背后团结、且对外部对抗代价更加认命的社会。
哈梅内伊建立的政权唯有依靠镇压才能维系，而其血腥镇压已剥夺了政权最后的合法性来源，伊朗人的爱国情怀。 这位从不退让的领袖如今面临两难困境：继续对本国人民发动内战，或发动外战，暴露数十年强制统治下的腐朽与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