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吓趴下 中国“一带一路”骤然崩解
时间:2026-02-07 08:03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2026年伊始，美国发起“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派突袭委内瑞拉抓捕总统马杜洛，伊朗也出现大规模抗争，一系列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冲击正在汇流发酵。

治理性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叙事

傅柯提出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强调，现代权力的行使不仅在于主权者的直接统治，更体现在透过各种知识、规范和技术来“引导治理”的方式。中国的“一带一路”，正是其在地缘政治的治理性体现：北京试图以基础建设投资和经济发展承诺，塑造沿线国家的行为偏好，建立起对中国有利的秩序。

这种策略背后隐含著两大核心叙事：其一是“发展即安全”，即透过经济繁荣换取政治稳定，认为基础建设和投资将带来和平，中国常引用“仓廪实而知礼节”来体现此观念。

其二是“不干涉内政”，强调国家主权至上，中国在形式上承诺不对伙伴国的政治体制和内政施压，以此自我标榜与西方干预主义的不同。中国试图借由这套“发展／主权”叙事重塑“全球南方”的想像：把自己形塑成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发展伙伴，以经济合作取代意识形态输出，用“共同发展”的软性论述挑战战后的国际体系。

这种地缘战略不仅是物质实力的竞逐，更是叙事与权力话语的较量，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各种安全倡议，试图提供一种后西方中心的想像。但这套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ationality）仍不可能将物质与力量抛掷在外。

伊朗、中亚与阿富汗的治理叙事退却

伊朗一直被视为中国“一带一路”在中东的关键支柱，北京与德黑兰于2021年签署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曾引发外界对中国巨额投资涌入伊朗的猜测。然而现实情况远不及预期，直到2022年，除了中国继续购买被美国制裁的伊朗石油外，重大投资计划寥寥无几，多停留在象征性合作谅解备忘录上，像是大学博物馆和电影合作等。中国虽然创纪录地进口伊朗石油，却几乎没有在伊朗扩大实质投资。

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及后续战事，反而暴露伊朗政权的致命弱点，尽管伊朗过去从中国采购防空系统和技术，但面对美以联手的现代化打击，这些系统形同虚设。

战争短短数日内摧毁伊朗主要核设施和防空能力，中国持续以购买石油、提供经济纾困换取伊朗稳定的模式，并未避免政权遭受重创。中国能做到的只有外交谴责，美中贸易谈判的顾虑与东亚的情势，使北京不敢对美以行动有任何实质抵触。

2026年初，美国突袭抓捕马杜洛的消息传到德黑兰，伊朗当局更是心惊，委内瑞拉作为中国的资源型伙伴却政权不保，那么同样仰赖石油的伊朗政权岂不是朝不保夕？北京至今对美方行动仅停留于口头抗议，甚至伊朗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身分，也未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伊朗强硬派从中得到的信号再清楚不过，东方伙伴的安全承诺只是纸上谈兵，真正危急时刻无人出手相救。今日的伊朗经济在空袭与制裁之下窒息，中国多年来提供的经贸支持并未转化为政权的安全保障。一旦德黑兰现政权垮台，新政权为求解除制裁势必倒向西方，如同叙利亚政变后逐出中俄影响力，中国在波斯湾的经营将面临重大挫败。

中亚五国曾是“一带一路”陆路网络的必经之地，中国投入大量基建资金、修建铁路管道，希望将欧亚大陆桥打造成战略走廊。俄国在乌克兰战场深陷泥沼自顾不暇，其作为中亚守护者的威信也被削弱。美国和盟友看准时机，加码经营中亚关系。2023年美国首度以领袖峰会形式举办“C5+1”会谈，启动关键矿产对话、承诺协助中亚拓展贸易管道，减少对中俄依赖。

日本则重振早在2004年即建立的“中亚加日本”机制，强调以日本资金和技术协助中亚现代化。这些举措为中亚国家提供除中俄以外的“第三邻国”，削弱中国原本透过经贸垄断建立的影响力。2025年底，日本首相在东京主办中亚五国领袖峰会，聚焦AI技术和稀有矿产合作，凸显日本作为“非威胁性伙伴”回归中亚。

2021年美军仓促撤出喀布尔、塔利班重新掌权时，不少观察家推测中国或将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将阿富汗纳入“一带一路”。北京确实迅速与塔利班建立接触，承诺考虑扩大投资，甚至探讨将中巴经济走廊（CPEC）延伸进入阿富汗。

时过境迁，大笔中资迟迟未见落地，原因无他，阿富汗极度恶劣的安全环境与政治风险，令中国决策者却步。塔利班口头保证不会允许反华势力利用阿境内活动，但无法杜绝“伊斯兰国呼罗珊”（ISIS-K）等恐怖组织对中国目标发动攻击。在邻国巴基斯坦，更有多起极端组织针对中资专项的致命袭击。

这些事件显示，中国先前寄望的“发展换安全”在阿富汗和周边并未兑现，基础建设承诺并未安抚各派武装或消弭宗教极端主义，反而因外国企业和工人涌入引发新的紧张。更矛盾的是，美军的撤出并未对中国有利，反而失去安全服务的供应者。中国原本打算透过瓦罕走廊直通中亚的战略通道，如今因阿富汗东北局势混乱而陷于瘫痪。

塔利班政府虽试图讨好北京以换取投资，但在应对跨境恐怖和维稳方面力有未逮，而中国为坚持“不干涉”原则，又不愿像美国过去那样直接介入当地安全事务。这使得阿富汗成为“一带一路”版图上一块难以消化的拼图。到2025年底，除了一项由价值数十亿美元开采锂矿的协议外，中国在阿富汗几乎没有重大项目启动。

无论是伊朗政权濒危、中亚天秤倒向多元、还是阿富汗陷入胶著，都指向同一结论：中国以发展换取地缘稳定的治理叙事正面临现实检验的失败。这些挫败动摇“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的根基，动摇北京所倡导的发展和安全循环的模式。

“发展即安全”与“不干涉”：治理逻辑的破灭

北京长期倡导以建设创造就业、以贸易带动增长，进而减少冲突动因的“发展和平论”。近年的现实残酷地证伪这一点：在欠缺稳定的失败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往往未能化解冲突，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矛盾来源。

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PRIF）的学者阿布（Pascal Abb）对中国“发展和平”模式的研究发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缅甸等不稳定的国度，“一带一路”项目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加剧当地的政治紧张。

例如：中国在巴基斯坦投入重金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却引发俾路支解放军等武装团体的强烈敌意，频频袭击中资项目和人员，指责其掠夺当地资源、排挤本地族群。 瓜达尔港(Gwadar)建设因当地民众未分享到利益，且充斥严密安保，引发示威抗议，成为巴中关系新的摩擦。

缅甸的类似情形也在上演，中国开发的矿产和水电项目成为少数民族武装与军政府角力的焦点，引发军事行动和人权灾难，少数民族武装将中资视为对其自治和资源的威胁，进而武力抵制，激化当地冲突。

与此相关的另一理念是“不干涉内政”。中国奉行周恩来以来的外交五项原则之一即是不干涉，无论他国政局如何，北京皆强调尊重其自主选择。此一原则的初衷是在国际舞台树立中立的大国形象、避免卷入他国内部纷争，同时也符合中国自己反对外部势力批评其内政的需求。

然而，“不干涉内政”在实践中，渐渐演变为对盟友危机的“无法作为”，当朋友们深陷危难时，北京往往束手旁观，既缺意愿也缺手段提供实质协助。更糟的是，这种无能为力正被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诠释为“靠不住”。以马杜洛被擒事件为例：当美突袭委内瑞拉带走马杜洛，中国大使当日在场，却无能为力，中国只能谴责美国违反国际法。

长远来看，“不干涉内政”让中国避免卷入复杂泥潭，但也限制其影响力的深度，北京既缺乏像美国那样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与联盟网络，也没有意愿为他国的安全提供“公开承诺”。中国至大多以所谓“伙伴”作为贸易关系或政治象征，避免结盟正是怕被拖入内乱和战争，更不愿让自己被安全承诺捆住手脚。

这虽合乎中国自身利益考量，但对其伙伴们而言，却意味著一旦出事，他们很可能孤立无援。即使是朝鲜，北京与之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他如巴基斯坦、柬埔寨、委内瑞拉、伊朗等“全天候朋友”，都得各自应对政治风险。

马杜洛被擒后不久，委内瑞拉的新政府回应逐次软化，哥伦比亚也不再对美国强硬。近年来的“南南合作”与“东升西降”话语，由于缺乏安全层面的实际支撑，“全球南方”社群将更倾向不轻易表态，或是与印度一样更为灵活。

美国的介入与欧亚大陆的地缘重塑

在中国的治理叙事陷入困境之时，美国及其盟友抓住战略机遇，通过一系列结构性、心理性和军事性的介入，重塑欧亚权力格局，并针对性地解构中国的叙事优势。

美国在近年对威权政权祭出的几次行动，对中国及其伙伴造成强烈的心理震慑效应。美军擒拿马杜洛，冲击威权轴心的心理防线。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据报将马杜洛的下场视作自己的前车之鉴，深恐成为下一个目标。这种寒蝉效应可能促使部分国家与美国低调修好，以免引火上身。

反过来说，中国多年来辛苦经营的“志同道合”阵营，在这种心理战冲击下出现离心倾向。“全球南方”开始重新审视押注中国的风险，至少希望在保持平衡，不愿做北京一边倒的附庸。

最关键的因素是，美国依旧握有压倒性的硬实力优势，并不时予以展示，以重塑地缘态势。2025年空袭伊朗与今年的委内瑞拉，展现美国在军事行动的压倒性“代差”优势，两国的防空系统遭受压制。

在海权方面，美国掌控着几乎所有关键海峡水道和能源航线的制海权。马里涅拉号事件，美国扣押俄国油轮，而俄军无可作为，就说明海洋强权对大陆经济命脉的钳制。“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是海上丝路，但若美中关系恶化，美国海军有实力封锁关键节点，使中国能源供给受限。

这种硬实力的悬殊和盟友分进合击，正在瓦解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中国原希望透过陆路和内陆国家联结绕过海权掣肘，打造一个“陆权经济带”。当北线因战争中断、中线被第三方取代、南线因动乱不通、海线又受美军威慑时，整个“一带一路”网络已呈现全面败退之势。

可以预见，中国近期内可能不得不战略收缩，将重心转回周边地区，强化自身核心利益的防御。此番挫败可能促使北京在某些议题上更趋强硬以展示力量，像是台湾、菲律宾与日本等第一岛链国家，并且更谨慎以巩固内部。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东协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