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阳谋
时间:2026-08-14 14:53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过去很多人把这条路称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今天再回头看，也许应该换一种说法：朱镕基帮助中共找到了一种无需政治自由化，也能够利用市场、资本和全球化壮大自身的办法。

　　这才可能是朱留下的最大遗产，也是他的“阳谋”。

　　一、八九之后，中共真正面对的难题

　　理解朱镕基，不能从1998年开始，甚至不能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而必须从1989年开始。

　　六四之后，中共面对的不只是一次政治危机。它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总危机。东欧正在剧变，柏林墙倒塌，苏联随后解体。一种曾经横跨欧亚大陆、自称代表人类未来的制度，突然显示出惊人的脆弱。

　　问题摆在北京面前：如果继续计划经济，国家可能越来越穷，效率越来越低，最终像苏联一样失去维系帝国的物质基础。可是如果全面市场化呢？许多人当时相信，经济自由最终会要求政治自由；私有产权会产生独立中产阶级；市场社会会孕育公民社会；全球化会带来思想开放；经济改革最后必然走向政治改革。这恰恰是八九之后中共最恐惧的方向之一。

　　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出现了：既要资本主义的效率，又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既要市场，又不能让市场最终挑战党；既要西方资本、技术和市场，又不能让西方的政治制度随之进入。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中共后来找到了一种办法。但在1990年代初，没有人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朱镕基，就是这场实验中最重要的工程师之一。

　　二、朱不是自由主义者

　　这是理解朱镕基最容易出现的误区。因为他推动市场；因为他整顿国企；因为他欢迎外资；因为他推进中国加入WTO；因为他有时痛骂官僚；因为他的语言比多数中共官员坦率。所以很多人下意识地把朱镕基放进一条想象中的历史直线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改革，仿佛朱比别人走得更远，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到终点。

　　未必如此。朱镕基真正相信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义技术理性。市场为什么好？因为它能提高效率；外资为什么要进来？因为它能带来资本和技术；国企为什么必须改革？因为大量亏损企业正在拖垮财政和银行；WTO为什么必须加入？因为中国必须进入全球贸易体系，逼迫国内企业竞争，并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这一切都可以改革，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被列入改革对象：共产党对最高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条线，朱从来没有想越过。

　　所以如果一定要给朱镕基寻找一个精神坐标，他未必是哈耶克，更不是一个隐藏的民主派。他更像一个相信：只要制度设计得好，国家完全可以把市场这头猛兽驯服，让它替国家拉车。

　　市场在这里不是信仰，只是工具；资本不是主人，只是燃料；全球化也不是价值归宿，而是一台可以接入中国国家机器的巨大外部发动机。

　　三、第一刀：把钱重新收回来

　　1990年代初，北京面对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中央没钱。改革开放后实行财政包干，地方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广东、江苏、浙江等地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能力持续下降。这是一个表面上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问题。任何中央集权制度最基本的权力，都建立在财政汲取能力之上。没有钱，中央拿什么维持军队？拿什么进行跨地区调配？拿什么救银行？拿什么控制地方？拿什么搞全国性工程？更重要的是：如果财富越来越留在地方，一个名义上高度集权的国家，会不会逐渐出现事实上的地方化？

　　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出台，中国财政史从此改变。中央重新拿到了最重要的税源，中央财政能力迅速增强。这当然有充分的经济合理性，甚至可以说，当时不改革才是不负责任；但它同时完成了另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改革开放释放出去的一部分经济权力，通过财政重新被中央抓了回来。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式市场经济显露出一个越来越清楚的特征：市场可以扩张；地方可以竞争；私人企业可以赚钱；外资可以进入。但国家最核心的资源配置能力不能因此瓦解。

　　这是朱镕基式改革极其重要的一面：他不是通过削弱国家来建立市场，而是在重建国家能力的同时扩大市场。这与许多东欧国家的转型路径完全不同。

　　四、第二刀：把“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市场的人

　　然后是国企。今天看宏观数据，很容易说这是一次成功改革。大量长期亏损、效率低下的企业被关闭、兼并、重组；银行甩掉部分坏账包袱；国有经济收缩战线，把资源集中到大型企业和关键部门；中国工业效率迅速提高。可是宏观经济学里有一个特别方便的词：“劳动力重新配置”，翻译成人话，就是：有人突然没工作了。

　　一个东北工人十八岁进厂，二十年里，他相信的不是现代劳动合同。他相信的是另一份契约：你把青春交给国家，国家管你一辈子；住房、医疗、养老、孩子读书、生老病死，都绑在单位上。突然有一天，国家宣布：这个契约作废了；厂子不行了，你下岗吧。

　　这是朱镕基改革最冷酷，也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步。它不仅处理了一批亏损企业，实际上拆掉了毛时代城市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社会契约之一。几千万原本依附于“单位”的人，被推进市场，从国家的人，变成劳动力；从工人阶级主人翁，变成求职者；从铁饭碗，变成自己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给后来中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庞大、廉价、缺乏独立组织能力，而且不得不参与竞争的劳动力。

　　一个极其奇特的场景出现了。共产党仍然统治着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但这个国家正在用一种异常猛烈的方式，把自己的工人推向市场。

　　五、最妙的一步：加入资本主义世界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中国可能只是又一个发展型威权国家。真正改变世界的是下一步：WTO。

　　朱镕基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当时中国国内反对声音并不少，因为加入WTO意味着降低关税，意味着开放市场，意味着让中国企业直接面对外国竞争，意味着接受一整套由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贸易规则。表面上看，这几乎像在向资本主义世界投降，但朱看到了另一面。中国有什么？几亿劳动力；越来越完善的基础设施；一个能够迅速组织资源的政府；一个刚刚完成大规模国企调整的工业体系；一片对财富极度饥渴的社会。中国缺什么？资本，技术，管理，订单，国际市场。而这些东西在哪里？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在整个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里。

　　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一定要打败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利用资本主义？中国不需要自己拥有全部资本，外国人可以带来；中国不需要自己创造全部技术，可以买，可以学，可以引进；中国自己的消费能力还很弱，没关系，可以卖给美国人；甚至中国企业一时缺乏竞争力也没关系，打开门，让国际竞争逼着它们活下来。这是朱镕基真正厉害的地方，他不怕狼进来，他相信国家最后可以把狼养在院子里。

　　六、西方当年也有一个“阳谋”

　　更有意思的是：这场交易并不是只有北京有算盘。华盛顿同样有。美国为什么最终愿意支持中国加入WTO？当然有商业利益。美国企业想进入中国，华尔街想进入中国，跨国公司想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消费者喜欢廉价商品。但背后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判断：贸易会改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拥有财产后，就会要求产权保护；产权保护需要法治；法治进一步要求权力受到约束；信息社会发展以后，思想控制会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全球化的中国，会逐渐变得更像西方。

　　换句话说：西方相信自己也在下一盘阳谋大棋。不需要推翻共产党，只需要让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自己会改变它。历史上罕见的一场豪赌开始了。北京相信：我可以利用全球化，而不被全球化改变根本制度；华盛顿相信：只要你进入全球化，你迟早会被全球化改变。

　　二十五年后再回头看，谁的判断更接近现实？答案至少不像当年那么简单。

　　七、朱可能完成了中共最重要的一次制度升级

　　这是评价朱镕基时最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依靠什么统治？意识形态，组织，户籍，单位，公社，政治运动，信息封锁。国家直接控制几乎全部资源。这套制度的控制力极强，问题是效率太低，最后很容易变成：国家控制了一切，却生产不出足够的财富。苏联已经证明，这条路有终点。

　　朱镕基这一代人的贡献，则是逐渐探索出另一套办法：共产党未必需要拥有每一家餐馆、每一家服装厂和每一块农田，才能保持政治统治。它可以放弃大量微观经济控制，让私人老板赚钱，让外国资本赚钱，让农民进城，让房地产涨价，让股票交易，让互联网公司成长，甚至可以让亿万中国人体验相当程度的私人生活自由。只要几样东西始终牢牢掌握在手里：财政，金融，土地，大型国企，组织体系，军队，宣传，以及最终的人事任命权。这是一场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升级。旧的极权主义试图控制每一粒米；新的体制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控制粮仓、银行、土地和枪，市场完全可以自己去生产米，甚至会生产得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把朱镕基简单称作“市场派”会产生误导。他确实推动了市场化，但他所参与塑造的，并不是一个市场逐渐吞噬国家的制度；反而越来越像：一个国家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

　　八、一个西方没有预料到的怪物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爆发。订单来了；工厂来了；资本来了；技术来了。沿海城市像被吹起来一样膨胀，几亿农民离开土地，“中国制造”开始覆盖世界。这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壮观的工业化之一，它当然真实改善了几亿人的生活。对此没有必要否认。如果为了批判朱镕基而否认中国加入WTO以后巨大的经济成就，那反而削弱文章。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新增财富最终不仅壮大了个人，也壮大了谁？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党国机器。税收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工业能力提高；基础设施升级；金融实力提高；科研投入增加；军费增加，国家掌握的信息技术越来越先进。最后，中国出现了一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当初没有充分预料的现象：一个威权国家不仅没有被全球资本削弱，反而借全球资本完成了自身现代化。

　　马克思曾经相信资本主义会创造埋葬自己的掘墓人，九十年代许多西方人则相信全球化会创造埋葬威权主义的中产阶级。中国的故事至少暂时给出了另一种可能：全球化也可以为威权国家制造钢铁、芯片、外汇、税收和技术官僚。资本并不天然反对专制，资本首先寻找利润；只要工厂可以生产，合同大体可以执行，物流足够稳定，工人不会罢工，政府愿意提供土地，跨国资本完全可以与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长期合作，甚至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可能是朱镕基时代最深远、也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遗产。

　　九、分税制也是同一个逻辑

　　这样重新看分税制，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另一条孤立的故事线。它与WTO其实属于同一种政治逻辑。朱面对地方财政失控，没有选择建立一个由地方自治和中央协商形成的新财政联邦体系。他的答案是：中央必须重新拿到钱；朱面对国企低效，没有把大型战略经济部门全部私有化，他的答案是：小的可以放，大的必须抓住；朱面对经济落后，没有认为国家必须先完成政治改革再融入世界，他的答案是：可以先进入世界市场；朱面对市场与共产党的潜在冲突，也没有得出“必须限制党的权力”的结论，他的答案始终更接近：改造国家，让国家变得足够聪明，足够有效率，足够有能力驾驭市场。

　　这条逻辑贯穿了他的改革。所以“抓大放小”四个字，也许不仅仅是一项国企政策，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朱镕基政治哲学的缩影：小的，让；大的，抓。餐馆可以私人开；鞋厂可以私人办；房地产商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外国公司可以赚中国人的钱。但是金融命脉不能丢，能源不能丢，通信不能丢，土地最终控制权不能丢，财政不能丢，更不用说政治权力。放，是为了活，抓，是为了控；市场负责创造财富，国家负责掌握方向。

　　十、问题也从这里开始

　　这套制度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具有惊人的效率，可是它有自己的内在代价。

　　分税制加强了中央财政能力，同时使地方长期面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地方怎么办？土地。农地经过政府征收、改变用途，再进入城市土地市场，价值可以成倍增加。地方政府逐渐发现：脚下的土地，就是一台印钞机。卖地，招商，修路，建新区；土地升值，再融资，再建设，形成后来庞大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债体系。

　　必须说明这并不能简单说成“朱镕基发明了土地财政”。后来住房商品化、土地招拍挂、地方融资平台、干部GDP考核以及长期高速城市化，共同塑造了这套制度。但分税制确实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激励结构。朱解决了中央财政危机，地方随后寻找新的财政来源；一个问题被解决，另一个问题开始生长。

　　十一、下岗工人支付了另一张账单

　　国企改革同样如此。宏观上，它提高了效率；微观上，有人承担成本。那些四十岁、五十岁突然失去工作的人，不是统计数字。他们是一个制度转型真正支付现金的人。有趣的是：后来中国能够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某种意义上恰恰需要这样一个社会。人必须流动；劳动力必须商品化；工资必须有竞争力；企业必须能够裁员；人不能永远依附单位。

　　所以朱镕基做了一件非常矛盾的事：一个共产党总理，以极大的行政权力拆掉了社会主义工人的铁饭碗，为一个更彻底的劳动力市场扫清道路。它听起来像反社会主义，可从政权存续的角度看，它最后反而挽救了社会主义政权。毛时代的许多社会主义制度被拆掉了，共产党却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比过去更富、更强。

　　这就是历史真正吊诡之处。

　　十二、朱救的未必是计划经济，他救的是这个政权

　　评价朱镕基，最容易问错的一个问题是：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当然是。问题在于：改革什么？他改革价格，改革税制，改革银行，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贸易体系，改革行政机构。很多领域，他下手之狠，在今天看来甚至难以想象。但是一个真正核心的问题始终没有进入他的改革议程：谁来制约最高政治权力？

　　所以朱的改革具有一种极其鲜明的边界。凡是能够提高国家效率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够增加财政能力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够让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可以大改。但是涉及共产党政治垄断本身，停止。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镕基并不是计划经济的守墓人。他亲手埋葬了计划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但他也不是自由主义中国的助产士，他更像中共统治模式的一名系统架构师。旧系统运行不下去了，他没有换操作系统，他重写了大量代码。

　　十三、甚至可以说，他解决了六四之后中共最危险的问题

　　六四之后，中共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如果不改革经济，会穷，会乱，会失去合法性。如果改革经济，又会不会培养出最后推翻自己的人？朱镕基时代给出的答案是：未必。市场可以与一党统治共存；私人财富可以与政治垄断共存；亿万富翁可以与共产党共存；外国资本可以与共产党共存；全球互联网甚至也可以——只要最终能够控制。

　　中共逐渐发现：它没有必要在“毛泽东”与“西方民主”之间二选一。原来还有第三种可能：政治上列宁主义，经济上大规模使用市场，社会上允许相当广泛的私人生活，国际上深度参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时利用经济增长不断强化国家能力。这是一个真正的制度创新，邓小平打开了门，江泽民提供了政治框架，而朱镕基很大程度上负责把这台机器真正装起来。

　　十四、后来习近平做的，并不是简单推翻朱

　　这里尤其容易产生一种误判。今天很多怀念朱镕基的人，会把朱时代与习近平时代理解为两个完全相反的时代：一个市场化，一个国进民退；一个开放，一个收紧；一个改革，一个倒退。这些区别当然存在，而且很大。但如果从更深层的国家结构看，也许还有另一条连续性。习近平今天拥有的强大中央财政能力从哪里来？现代化国企体系从哪里来？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控制能力从哪里来？中国巨大的工业能力从哪里来？中国进入全球供应链的基础从哪里来？当然不能都归功于朱，但朱时代无疑完成了其中若干关键工程。

　　换句话说：朱镕基也许不会喜欢今天中国的很多东西，但今天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使用着不少朱时代打造或强化的工具。这是比“习近平背叛了朱镕基改革路线”更令人不安的一种理解。

　　历史并不总通过背叛前人前进。有时候，后来者只是把前人留下的工具，用于前人没有想到的方向。

　　十五、这才是朱真正的一言难尽

　　朱镕基本人尤其值得从这里理解。他年轻时遭遇过毛时代的政治整肃；他知道政治运动的荒谬；他知道官僚体系的僵化；他厌恶空话，厌恶腐败，厌恶低效率。从许多公开言论和工作风格看，他甚至具有某种中国官场极其罕见的责任伦理：事情总得有人负责，问题总得有人解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怀念他。这种怀念并不全是虚构的，朱确实有能力，确实敢承担，确实比无数平庸官僚强得多。

　　可也正因此，一个更深的问题出现了：一个亲历过国家权力任意性的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的仍然主要是提高国家能力，而不是约束国家权力？也许因为在朱的世界观里，真正危险的首先不是国家太强，而是国家无能，财政失控，银行坏账，国企亏损，通货膨胀，地方失控，产业落后，国际竞争失败。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火，至于谁来制约消防队，那是另一回事。

　　朱的一生几乎都在灭火，他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消防队长之一。只是后来人终于发现：消防队越来越强大以后，谁来管消防队？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

　　十六、朱的阳谋

　　所以，我所谓“朱的阳谋”，并不是说朱镕基曾经坐在中南海里设计过今天的一切。那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朱不可能预见二十年后的房地产危机；不可能预见地方债滚到今天的规模；更不可能预见智能手机、算法、数字监控，以及后来中美关系的全面转变。真正值得写的“阳谋”恰恰没有阴谋，每一步都是公开的，每一步都有现实理由。中央缺钱，所以分税；国企亏损，所以改革；银行坏账，所以整顿；住房短缺，所以商品化；企业缺乏竞争力，所以加入WTO；中国贫穷，所以拥抱全球资本。

　　每一步单独看，甚至都有相当强的正确性。但是把所有这些步骤连在一起，几十年后再看，一个巨大结构出现了：中共摆脱了计划经济，却没有摆脱政治垄断。它失去了很多企业，却获得了更强的财政；失去了铁饭碗，却获得了更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让外资进入，却获得了全球产业链；接受国际贸易规则，却换来了世界工厂；允许私人发财，却没有因此允许私人分享最高政治权力；市场长大了，资本长大了，城市长大了，中产阶级长大了，国家也长大了；而且国家长得更快。这或许才是朱镕基时代最深远的后果。

　　十七、历史开的最大玩笑

　　九十年代，中美双方其实都在下注。美国人相信：只要中国进入我们的市场，最终就会越来越像我们；中国人则逐渐发现：也许我可以进入你们的市场，却不必变成你们。美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只要拉进中国城门，自由主义迟早会从里面走出来；但最后人们发现：木马里面装着的不只有自由主义，还有美元，技术，生产线，管理经验，全球订单，产业链，以及一个古老党国重新工业化所需要的全部营养。于是一个贫穷、低效、濒临制度危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最繁荣的三十年里，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共产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拥有了毛泽东做梦也无法想象的财政、工业、技术与组织能力。

　　如果一定要问：谁是这个历史转折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朱镕基当然在名单上。

　　结语：他暂时修好了机器

　　朱镕基最准确的历史形象，也许不是“改革开放总理”，而是一个修理工。他接手的时候，机器已经很旧，漏油，发热，效率低，很多齿轮根本转不动；旁边还有一台刚刚爆炸的苏联机器。有人说：这套机器应该扔掉，换一套。朱没有。他拆掉一些旧零件，砸掉一些铁饭碗，重新布置管线，引进外国技术，接上全球市场，装上新的财政系统，换掉部分发动机，然后重新点火。机器轰鸣起来，速度快得惊人；中国富了，城市亮了；高速公路、高楼、港口、工厂沿着海岸线铺开，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这当然是他的功。可是几十年以后，我们才慢慢看清另一件事：他修好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他也帮助修好了一个曾经因为计划经济失败而陷入危机的政治体制。

　　很多人曾经以为，市场最终会拆掉这部机器。朱镕基证明了另一种可能：市场也可以成为它的新发动机；资本可以成为燃料；全球化可以成为涡轮增压器；而驾驶室，仍然不必换人。

　　这，或许才是朱最大的阳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