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对此，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表示，朱镕基的确推动了一些市场经济，但他更像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者，他主要是要推动国家主义，或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并非西方所认知的资本主义。
沈荣钦在脸书PO文表示，媒体讨论朱镕基政策大多著重于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施政，不过他担任副总理时做的一件事，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延续至今，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到北京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表面上是总理李鹏提名，增加两名副总理之一，实际上却是邓小平拉拔，当时常务副总理姚依林身兼政治局常委，才是真正的经济与财政金融负责人，不过姚依林和李鹏都是传统官僚，和邓小平路线有所差异。姚依林已经 74 岁，隔年就是十四大，本来已经将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交给朱镕基，后来更以身体因素为由，让朱镕基主导经济大权。
沈荣钦续指，分税制牵涉到国家税收多少给中央，多少给地方，决定了地方经济分权到什么程度，以及中南海强大到什么地步，毛泽东掌权后实施计划经济，几乎大部分的税收都是中央的。但是每次中央犯大错，中央分到的钱就会变少。比如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地方的税收就会大幅增加；文化大革命后，地方的税收也大幅增加。中央没大错时，就会慢慢把钱集中到中央，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而是中央地方吵来吵去，终于在1980年代开始实施“财政大包干”制度，一开始只是在 广东、福建两省试行，1985 年开始推广到全国，此后中国财政就变成“强地方、弱中央”。
沈荣钦分析，中国“全面大包干”就是地方政府只要把事先和中央约定好的钱交给中央，剩下赚再多的钱都归地方政府自己支配，这样中央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地方有诱因发展经济赚更多钱，只要对中国人有所了解的，都可以猜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地方开始钻漏洞，避免将钱上交中央，为了不让中央发现地方其实很有钱，从而在下一次谈判中提高上缴基数，地方政府才会减免本地企业税收，让企业把利润留下来，不用交税，而是透过“企业赞助”、“集资维修”或各种名目，直接把钱花在地方的城市建设、员工福利上。
沈荣钦补充，地方政府发现，只要收入列入“预算内财政”，就可能被中央按比例抽走；于是，地方政府大力发展“预算外收入”，例如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向企业和市民收取各种“行政规费”、“集资款”、“摊派费”，这导致“强地方、弱中央”，还发生过中央向地方借钱发工资的案例，朱镕基在1994年副总理期间推行的分税制，就是要让中共的中央变强。简单来说，钱是这样分的。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病逝。（路透）
沈荣钦说，中央税：关税、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等、地方税：营业税（后改为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后改为共享）、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中央地方共享税：如增值税，一开始中央分 75%，地方分 25%，本来在全面大包干下，中央的钱低到只占22％，分税制后，一下子跳到56%。税务明确而且取消了一些地方东藏西藏的钱，全国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从1993年的12.3%提高到2012年的22.6％，给了习近平向外扩张的资本。
沈荣钦点出，而且朱镕基老奸巨猾，财权上收后，事权却下放。中央拿走大头税收，但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责任仍主要由地方承担，导致基层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地方政府钱不够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两种收入，一是中央的移转收入，让地方更听命于中央，尤其是贫困地区，造成中国区域发展不均，有钱省份和贫穷省份差距更大，另一则是为填补财政缺口，地方政府逐渐依赖出让土地获取收入，推高地价和房价，形成对房地产的深度依赖。
沈荣钦说，这是因为当年分税制谈判时，中央为了安抚地方，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卖地钱）留给地方政府，催生出过去二十年“土地财政”的狂飙，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常年入不敷出，且《预算法》最初规定地方政府不得直接发行债券举债。为了绕过限制，地方政府发明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就是城投公司），也就是地方政府将土地等资产注入城投公司，由城投公司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城投债），把钱拿来修路、建新区。这些钱表面上看起来是公司债，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债务，因此中国的隐藏债务才如此之高，在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成为中国地方财政的未爆弹至今。
沈荣钦直言，到此各位应该明白，外国主流媒体大力称赞朱镕基是中国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推手的说法为何有误，朱镕基的确推动了一些市场经济，但他更像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者，他主要是要推动国家主义，或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并非西方所认知的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