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上任总统以来，韩国迅速迎来两项牵动国内外的重要政策。 其一，是与美国达成新版关税协议，成功将原先美方威胁的25%惩罚性关税降至15%。 其二，则是在国内推动《黄色信封法案》的立法过关，一项被视为基层劳工多年抗争成果的制度变革。 前者虽具重大经济意义，却未在社会上激起太多波澜; 而后者虽争议重重，却得到工会与劳动界广泛支持。 这种对外“冷处理”、对内“热改革”的政治节奏，恰恰反映了李在明政府的双面战略。
外界普遍好奇：为何一场攸关关税命脉的谈判，韩国社会反应竟异常冷静？ 答案可能出在一种“预期落差的心理效应”。 面对原先可能被课以重税的出口威胁，最终协议将税率压低至15%，对许多企业来说可说是逃过一劫。 媒体与商界普遍将此视为一场“防御性胜利”，既然危机未爆，自然也不需激烈抗争。
此外，韩国大型企业如三星与现代早已大举投资美国，政府也成功将整体谈判塑造成“经济理性换取战略稳定”的国家选择，社会舆论便难以升高至动员层级。 抗议能量虽在农业地区略有浮现，特别是对美国农产品进口抱持警觉的农村群体，但在都市与年轻族群中，这场关税协定显然并未激起足够的情绪连结。
然而，就在关税协议悄然落地的同时，《黄色信封法》的通过却在国内掀起另一波制度性变化。 这项法案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9年双龙汽车的大罢工事件，当时资方因罢工造成损失，向工人与工会索赔47亿韩元，引发强烈社会反弹。 2014年，一位市民寄出装有47,000韩元的黄色信封（装薪水的信封是黄色）──象征对索赔金额的抗议──这一举动迅速引起共鸣，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象征。 最终，在社会舆论与国会左翼主导下，《黄色信封法》顺利过关，为韩国的工会权利写下新的一章。
不过，这项法案的落实，对美韩经贸关系也带来潜藏的震荡。 首先，法案扩大了“用户”的法律定义，未来不只直接雇主，就连供应链上的主承包商若对劳动条件有实质控制权，也须承担集体谈判的义务。 对许多在韩营运的美资企业来说，这将提高法律风险与合约复杂度，甚至可能触发新一轮“制度豁免”的谈判压力。
其次，新法将合法罢工的事由延伸至企业重组、裁员与经营决策领域，让劳方有更多机会在制度内抗争，同时大幅减少企业对罢工的高额索赔权力。 虽对劳工保障是一大进展，但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这也意味着更高的不确定性与营运干扰风险。 供应链延迟、履约失信的风险恐将提升。
李在明的这场内斗式民主、外斗式稳定，看似张弛有度，实则步步惊险。 （资料照片/美联社）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商界对此并不沉默。 美国商会（AMCHAM）与部分国会议员已明确表达对该法的担忧，认为其扩张雇主责任条款恐损害外资信心与法律可预测性。 未来若产业出现劳资争端或履约困难，不排除美方会将此列为双边贸易谈判的条件，或透过WTO等机制对韩施压。
李在明的这场内斗式民主、外斗式稳定，看似张弛有度，实则步步惊险。 对内，他展现进步派改革者的姿态; 对外，则以务实姿态安抚盟邦与市场。 然而，当《黄色信封法》真正开始在实务上影响投资结构与司法风险时，这套双面战略能否持续奏效，将是他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未来值得观察的，将是外资是否开始重新布局其在韩投资与供应链配置，韩国法院对“谁是用户”的司法解释是否趋于严格，以及美方是否将此制度性改变纳入下一轮谈判筹码之中。
若无法妥善平衡这些内外张力，李在明“平衡木式”的政策架构，恐怕将面临来自两端的挤压──进而转为政经危机的引爆点。
※作者洪耀南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