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方面近日宣布，自今年7月起展开为期约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延续2021年后常态化扫黑工作的基础上，重新以全国性专项行动方式部署打击黑恶犯罪。与2018年至2020年首轮大规模扫黑相比，这次官方强调的对象已不再只是地方黑社会或暴力犯罪，而是转向利用网络平台、采取“软暴力”的新型黑恶势力。
官方表示，目前黑恶犯罪呈现“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犯罪形态已从线下走向线上，从传统暴力转为心理威胁、舆论操控及平台化运作，因此必须重新展开集中整治。
临近明年中共21大换届选举之年，此次扫黑除恶在中国民间和官场上有“肃清政敌”之嫌。
从“打黑”走向“治理网络”
中共方面称，此次行动在持续打击传统“村霸”、“乡霸”、“沙霸”、“矿霸”等黑恶势力、以及黄赌毒合流、操控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官方特别提到“软暴力”现象，包括跟踪骚扰、电话轰炸、网络羞辱、舆论施压、恶意举报、组织化网暴等，不一定直接涉及人身攻击，却能对受害者造成长期心理与经济压力。
本次最受外界关注的是，“网络水军”首次被放入扫黑除恶的重要打击范围。
近年中国已透过“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整治网络谣言、自媒体乱象及网络暴力，如今再把部分组织化网络操作纳入扫黑架构，意味官方已不再将其单纯视为网络管理问题，而是提升至有组织犯罪治理层级。
中共高调延续“常态化”，但回到专项整治换政权稳定
中共当局自2018年至2020年完成第一轮全国扫黑专项斗争后，2021年宣布转入“常态化扫黑除恶”，强调制度化、法治化治理。如今再次以一年专项行动方式集中推进，显示官方认为现行常态治理仍不足以应对快速演变的新型犯罪。
在2018至2020年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基层“村霸”案例同样具有系统性影响。专项斗争期间，打掉农村涉黑组织逾1200个，依法严惩“村霸”3700馀名，并清理出存在“村霸”或涉黑涉恶问题的村干部4万馀名。典型如各地“家族式村霸”把持村两委、操纵选举、侵吞集体资产、垄断土方或资源工程的案件。
在湖北荆州，当地长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地还将一些地下教会、异议人士列入扫荡目标。（田畅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扫黑除恶历来不只是治安行动，更带有强烈的政治与治理意涵。2018年那一轮以“扫黑”取代“打黑”，强调清除“保护伞”与净化基层党政，曾引发部分地方为完成指标而拔高案件性质、扩大打击范围的争议。
而今年的这次行动时点与中国当前经济承压、就业压力加大、基层社会戾气上升的背景高度重合。受访学者分析，经济下行期黑恶势力更容易透过与地方官员勾结、抢占市场或收取保护费等方式扩张，不仅损害民生，也冲击社会稳定。
尤其今年各地陆续举行乡镇基层选举，官方特别关注黑恶势力干预或操纵选举的可能，这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秩序与执政根基。
若回顾近年中国各项治理行动，可以发现“扫黑除恶”、“清朗行动”、“反诈骗”、“平台经济整治”等政策，虽分属不同领域，但共同特征都是治理重心逐渐由实体社会延伸至数位空间。
2025年3月5日，中国领导人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两会（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在播放国歌时起立。（美联社）
